时间来到了五月份。
这三个月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很平静。
如果真有的话，那就是人民党在上个月宣布，五月份将在哈里斯堡召开全联邦第一届人民党党代表大会。
这三个月，人民党的党员如同病毒一样在全联邦疯狂复制。
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
不是组织扩张，是自我繁殖。
每个人党员，都是传播者。
最先涌入的是穷人。
那些在冬天里差点冻死的人，那些在加油站排了三天队也加不到一桶油的人，那些在信封背面写下“我不想死”的人。
他们加入，是因为终于有人替他们说话了。
不是替他们说了几句好听的，是真的替他们做了事。
那桶油，那封信，那句“为了人民，不惜一战”。
他们记在心里，刻在骨头上。
然后是工人。
矿工、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
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
他们加入，不是因为陈时安替他们说了什么，是因为陈时安替他们争回了尊严。
以前他们觉得，政客是老爷，自己是蝼蚁。
老爷们在有暖气的会议室里开会，他们在冰冷的车间里干活。
老爷们决定油价、决定工资、决定他们的死活，他们连插嘴的资格都没有。
但陈时安不一样。
他穿着军装站在讲台上，喊话联邦，喊话中东，把航母喊了出去，把禁运喊没了。
他做到的事，那些老爷们几个月都做不到。
工人说：这个人，跟我们是一边的。
接着是中产阶级。
小店主、教师、会计、工程师、护士。
那些有房子、有车子、有存款、但经不起任何风浪的人。
他们加入，不是因为冷——他们的炉子没断过。
不是因为穷——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
他们加入，是因为害怕。
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穷人，怕自己的炉子有一天也会灭，怕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要在信封背面写“我不想死”。
他们看到了哈罗德，看到了那个冻死在明尼苏达厨房里的老人。
那个老人不是穷人？
不是。
他有房子，有存款，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