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新城，太极宫的轮廓已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初显巍峨。
朱雀门外的工地上，号子声、夯土声、木石撞击声，交织成一片充满生机的轰鸣。
然而，在这片象征帝国新生的宏大建造之声外，帝国更深处、更广袤的乡野田间，另一种更为基础、也更为紧迫的旋律，正亟待被奏响。
甚至需要被刻意地“调轻”、“调缓”——那便是天下百姓肩头赋税与徭役的沉重。
紫宸殿的御案上，堆积着来自各地的奏章。
有报喜的，言及新归之民感恩戴德，荒田复垦，村落渐复人烟。
但更多的，却是隐忧。
“陛下，”户部尚书郑怀谨眉头紧锁，指着摊开的账册，“去岁丁口田赋虽有增长，然今岁预算，迁都工程、官道修筑、边防军饷、百官俸禄、驿站维持、大夏学宫筹建……处处需钱，样样要粮。
国库岁入，即便算上盐铁专卖、新增商税，仍是入不敷出。
若再行减免，只怕……只怕今冬明春，朝廷用度便要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啊。”
他掌管钱粮，深知其中艰难。皇帝有雄心，臣子有抱负，可这一切，都需要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粮米来支撑。
兵部尚书也出列奏道：“陛下，北边狄人虽暂退，然其狼子野心未泯，边军需时刻警备，添补军械，修缮城防，训练新卒，所费不赀。西陲诸羌，亦时有扰动。军费，实难再减。”
工部尚书看着手中长安营建的进度与预算，欲言又止。
他知道，迁都之事关乎国本，但耗费实在巨大。
韩煜沉吟良久，缓缓开口：“诸臣所虑，俱是实情。
然，陛下，臣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前朝何以由盛转衰，终至崩乱？非尽因外患，实由内弊。
赋敛无度，徭役频兴，豪强兼并，民不聊生，遂使天下汹汹，盗贼蜂起。
今陛下初定天下，人心思安，如久旱之望云霓。
均田令予民以田，是为‘予’；然若赋役仍重，则民有田而不得耕，有家而不得安，是‘予’而复‘夺’，恐失民心，前功尽弃。”
他看向萧宸，目光恳切：“陛下，民力犹草木，需时以滋长。
今战乱方息，民气初苏，犹如大病初愈之人，需徐徐将养，不可骤施虎狼之药，更忌苛征暴敛。
臣以为，当前要务，不在国库一时之丰盈，而在培植民力，固本培元。民力厚，则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