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嗯”了一声，肯定了他的条理：“杨厂长思路是清晰的，数据也记得准。那依你看，如果外部‘输血’暂时指望不上，单靠棉纺厂自身，有没有可能逐步消除这些债务？”
杨卫革翻开笔记本看了看，斟酌着词句：“报告书记，单靠自身……困难非常大，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核心问题还是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上价，也卖不动。”
“竞争力差，分析过具体原因吗？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价格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 我追问道。
“都有。” 杨卫革回答得很直接，“从根子上说，设备太老太旧了，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国产和苏联设备，故障率高，维修频繁，严重影响连续生产，也拉高了维护成本。生产效率更是没法跟南方那些用进口新设备的厂子比。同样的布，人家用人少、耗时短、质量匀整，我们成本自然就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我们历史包袱重，离退休人员多，各项费用摊下来，每米布的成本根本没有优势。价格上不去，质量上又没有突出的亮点，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就越堆越多，资金流彻底断了。”
杨副厂长分析得倒是切中要害，比许红梅扎实多了。我又陆续听了管生产的副厂长、管后勤的副厂长以及厂纪委书记的简单汇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感觉，这个班子除了杨卫革等个别人，对厂子真实困境的认知深度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感，都远远不够。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长桌末端，一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老同志身上。他约莫五十三四岁年纪，脸上沟壑很深，头发花白稀疏，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有些磨损，看上去和车间里那些老师傅没什么两样，与周围几位衣着光鲜的厂领导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广德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介绍道：“哦，这位是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周平同志。”
我看向周平，语气缓和了些：“周主席，你是职工选出来的，代表的是全厂一千多职工的利益和声音。刚才各位厂领导主要是从经营管理角度谈的，你从工会角度，从职工群众的角度，谈谈看法？对于厂子脱困，职工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工会又有什么考虑？”
对于周平的发言，我原本没抱太大期望。前面一圈听下来，除了杨卫革，其他人的汇报大多流于表面，连家底都未必完全摸清。但周平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或许时间上他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而且工会主席的身份，应该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周平拿起面前一个用废旧报表纸装订成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