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凌云从洗手间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条拧干的毛巾。她看着白晓把盒子卸到床上——床已经快没地方躺人了。
床头堆满了花束，百合、康乃馨、向日葵，有些已经蔫了，花瓣边缘卷起来，颜色从鲜艳褪成枯黄。床尾是礼盒，巧克力、饼干、手工皂，还有一个用粉色包装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明物体，上面贴着一张便利贴：“苏姐，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腊肉，你尝尝。”落款是一个不认识的名字，来自一个没听过的小县城。
写字台上摞着信件，牛皮纸信封、白色信封、彩色信封，有的贴了邮票，有的没贴，只写着“最高人民法院转苏凌云收”。窗台上也堆着，连电视柜上都摆了一排。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混合的气味——花香、墨水味、腊肉的烟熏味，还有从窗外飘进来的初夏的潮热空气。
“登记了吗？”苏凌云把毛巾搭在椅背上。
“登了一半。”白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寄件人名字和地址，“昨天那批还没登完，今天又来了。我手都快写断了。”她甩了甩右手腕，但脸上没有抱怨的意思。她看起来比谁都高兴。每一封信、每一个包裹，都是有人在说“我相信你”。在黑岩的那些年，她们听到的都是“杀人犯”。现在这些声音终于翻过来了。
苏凌云拿起床头柜上那朵已经快散架的向日葵——就是出法院那天碎花裙大姐塞给她的那朵。花瓣已经全掉光了，只剩一个褐色的花盘，边缘的葵花籽一颗一颗凸出来。她把花盘放回原处。
敲门声响了。
不是轻轻叩两下那种。是笃笃笃三下，很用力，很短，像是在敲会议室的门。
白晓去开门。门外站着三个人。最前面的是个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头发吹得很蓬松，喷了定型喷雾，在走廊灯光下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泽。他穿着深蓝色西装，领带是暗红色的，胸口别着一枚金色胸针——不是名牌，是一个栏目的logo，苏凌云不认识。他身后站着一男一女，年轻一些，男的手里提着公文包，女的抱着一个文件夹，胸前挂着工牌。
“您好！请问是苏凌云女士吗？”
中年男人笑得很专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我是卫视《时代面孔》栏目的制片主任，我姓钱。这两位是我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