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信基督教的王阿姨，六十多岁，平时在监狱里组织读经小组，说话温和，很多人都愿意听她的。
比如前心理医生刘薇，虽然因为医疗事故入狱，但在监狱里帮很多人做过心理疏导。
韩老师一个个找她们，把请愿书给她们看，说明情况。
大部分人都签了。
不是因为和小雪花有多熟——很多人甚至没见过她——而是因为，这件事触动了一个底线：如果连死后的基本尊严都没有，那活着的时候，又算什么？
联名信收集了十几个签名后，韩老师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肌肉玲。
她在洗衣房后面的破布堆找到了正在晨练的肌肉玲，把情况说了。
肌肉玲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问：“需要我做什么？”
“签名。”韩老师递过笔和纸，“还有……如果可以，帮忙说服其他人。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声音。”
肌肉玲接过笔，在请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她的字很大，很用力，几乎划破纸背。
签完后，她说：“我会跟洗衣房的人说。但效果……别抱太大希望。”
“尽力就好。”韩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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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张红霞回来了。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副监狱长陈国栋也来了。
这在三监区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副监狱长亲自来女子监区，很少见。陈国栋穿着笔挺的制服，脸上挂着惯有的、温和而疏离的微笑，但眼神深处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疲惫。
他们在管教办公室坐下，张红霞把情况汇报了。
陈国栋听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没说话。
他在权衡。
从程序上讲，张红霞做得没错：囚犯死亡，尽快处理，避免麻烦。这是监狱一贯的做法，尤其是对无亲属、无特殊背景的囚犯。
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听到了些风声。韩老师在收集联名信，一些有影响力的囚犯参与了。如果强行处理，可能会引发不满情绪，甚至集体抗议。年底快到了，省监狱管理局要来检查，这个节骨眼上，稳定压倒一切。
“那个小女孩……”他问，“真的才十五岁？”
“档案上是十五。”张红霞说，“但看起来更小，智力也有问题。”
“孤儿？”
“对，无亲属。”
陈国栋点点头，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