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伟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高参继续说道，“但是有一条，办案要讲程序、讲证据，不能搞逼供诱供那一套。马锋现在是情绪崩溃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说的话，可信度要打折扣。你是主办人，要把握好节奏，让他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如实供述。情绪不稳定，就容易乱说。乱说的话，对他自己不利，对办案也不利。”
“高书记的意思，是让他稳住。”
“我的意思是依法依规，你是办案的人，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马锋毕竟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接触过一些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如果在他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被不准确地表述出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应该想得到。”
祁伟眉头一皱，高参明显是话里有话，直接提到了省委。
“我明白。”
“好，你继续办案吧，不要受我影响，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支持省公安厅的工作。”高参说完这句，没有等祁伟回应，直接挂了电话。
祁伟握着手机，在黑暗的车厢里坐了几分钟。
高参刚刚的那些话说得滴水不漏，每一句都在讲规矩、讲程序、讲实事求是，但每一句都在告诉他同一个意思。
从马锋嘴里说出来的东西，要有选择地听，有选择地记，有选择地用。
什么叫情绪不稳定就容易乱说？不准确地表述会造成影响？翻译过来就是，有些话，不能让马锋随便当众说出来。
祁伟把手机放下，仰头靠在座椅上，盯着车顶的天窗。
他在公安系统干了快二十年，从警员一路走到省厅副厅长，什么案子没办过，什么场面没见过。但这一次，他第一次犯难，不是因为案子难办，而是因为他很清楚，刚才那通电话之后，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走向的了。
高参亲自打电话来，而且用的是省政法委办公室的座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如果只是例行过问，完全可以让秘书打，或者发个信息。偏偏要亲自打，偏偏要在这个时间点打，偏偏要说那些依法依规的话。
意思再明确不过了。
祁伟闭上眼，脑海里反复回放马锋最后那个反应。
提到孩子的时候，马锋崩溃了，那种崩溃是真实的，是一个父亲最深处的软肋被戳中时的本能反应。
那是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