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三月末在秦淮河边遇到陆士珏，自那之后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几乎完美符合了贵人的定义。
因为没有亲人在身边，陆士珏送佛送到西。他在鼓楼东医院里抱着胳膊看着我，手臂上还有被我撞出来的青色痕迹。
他手里捏着我的诊断报告，“啧啧”了两声，然后继续和我在医院的长廊上沉默地对视。
三分钟前我被确诊为童年虐待与高压工作下产生的轻度人格解离。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从口袋里掏出了那瓶被体温焐热的高档汽水递给了陆士珏。
他有些惊讶地指了指自己，“给我？”
我不想说话，点头的意思是“谢谢。”
陆士珏接过了那瓶西柚口味的粉色汽水他没有直接打开，而是斟酌以后才开口。
“高岱，你想过辞职吗？”
他通过医疗诊断书知道了我的名字。
辞职？我坐在冰冷的长椅上几乎是立刻否认了这个词语。
医生已经告诉他我的问题根源，我的前二十二年人生几乎可以总结为一句高压下的蚂蚁。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位于小县城的家庭给予了我多少期望。
选择大学那一年我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与父母的断舍离。我在考务办公室全部填报了省外的学校，但一天后父母与班主任联手，强制登入高考系统修改了我的志愿让我留在了省内。
硕士毕业那一年是我第二次断舍离，可就像所有讽刺故事的结局一样，“家庭”是一道禁锢的诅咒。这次他们没有能力插手我的工作，一切选择皆由我自己做出，收到的三封offer中最稳定的就是眼前这家国企。
于是我开口说出了和陆士珏见面的第一句话，“我是中文专业的文科生，应届生校招的机会难得，离开这家公司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断舍离的第一步是要活下去。凭良心讲我不是什么有上进心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不会辞退我的公司平凡地窝一辈子。
从高中的第一次月考排名开始，我厌倦一切通过斗争才能到手的东西。
所以我拒绝了导师的留校，拒绝了父母让我回小镇的要求，选择了眼前的另一种高压模式下的铁饭碗。
“但是你现在的工作环境太差了。”陆士珏靠在瓷砖墙上看着手里的报告单，“现在还是轻度，放任的话可能会变成重度，你自己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