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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角落里,抱着吉他,脑子里想着一个画面——深夜,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辆夜班公交车的最后一排,车窗外的城市在飞速后退,路灯的光一道一道地掠过他的脸,像时间的碎片在眼前闪过。他在想什么?他在去哪里?他在逃避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它们变成了旋律,变成了歌词,变成了一首叫《末班车》的歌。
    “城市的灯光在窗外流过,像一条发光的河。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看这个城市在后退。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在哪里下车,只知道这辆车会开到天亮,而我,会在天亮之前找到答案。”
    录完《末班车》的那天晚上,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林北、赵岳和沈屿三个人瘫在休息区的沙发上,谁也没有力气说话。录音室里还亮着灯,透过玻璃隔断能看到里面的麦克风静静矗立着,像一个沉默的哨兵。
    沈屿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还差几首?”
    赵岳闭着眼睛,用手指在膝盖上点了点:“《路人甲》和《风暴眼》要重录,之前的版本不满意。《光》和《妈妈的信》已经定了。《孤独》和《归途》还要再混音。《末班车》和另外两首新歌还要再打磨。至少还要两周。”
    林北听着这个清单,感觉头更疼了。两周,听起来不长,但以这几天的经验来看,两周意味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意味着无数遍的重复和调整,意味着嗓子会再次哑掉,意味着他会再次从椅子上滑下去坐在地上靠着墙像一条咸鱼。
    但他没有抱怨,因为他知道,这些歌值得这些时间和精力。它们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快消品,它们是种子,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经历了风雨和阳光,每一颗都不一样,每一颗都需要被温柔地对待。
    “岳哥,”林北说,“谢谢你。”
    赵岳睁开眼睛,看着他:“谢什么?”
    “谢谢你没有让我凑合。”
    赵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林北意外的话:“你知道吗,我做了二十年制作人,合作过很多歌手。有些人录歌像完成任务,来了,唱了,走了,不管好坏,录完就走。有些人录歌像打仗,每一遍都要最好,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但那种完美是冰冷的,没有温度的。你是第三种人,你录歌像在种树,不急,不躁,不争,你知道树需要时间生长,你愿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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