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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6月28日,清晨5时15分,广州。
    黎明刚撕开一线鱼肚白,珠江水汽裹着薄雾,漫过全城的屋脊。
    全城七十八座钟楼,在死寂的晨光里同时撞响。
    “咚——”
    “咚——”
    “咚——”
    钟声沉重、钝哑,一下下砸穿晨雾,砸在四百万广州人的心上。
    整整四十五响。
    一响,抵一年。
    为1887年法国彻底吞并越南。
    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压迫的四十五年。
    为南洋华人被屠戮、被奴役、被视作猪狗的四十五年。
    粤军总司令部,地下广播室。
    一缕晨光从气窗漏进来,落在陈树坤笔挺的军装上。
    他十七岁,脸颊还带着少年棱角,眼底却淬着冰与火。
    麦克风前,摆着三样染过血泪的证物:
    一截沾着黑褐血渍的皮鞭——河内种植园,抽过华人苦力的刑具;
    一支褪色的梅花银发簪——万人坑孩童骸骨掌心,死死攥着的遗物;
    一册法文档案复印件——1892年,老街华人商会十二人被绞杀的官方记录。
    仪表盘红灯次第亮起,技术人员的声音发颤:
    “全国电台强制切入。”
    “南洋频率接通。”
    “倒计时十秒。”
    陈树坤闭眼,深吸一口气。
    三天前,红河岸边,三十万将士跪在万人坑前,白骨露于泥土,哭声压碎晨光。
    那个十八岁小兵磕破额头,嘶吼着“我来晚了”。
    徐国栋抓起一把混着骨灰的土,只说一句:
    “记住这些骨头。然后,让他们还债。”
    这篇演讲,早已刻在血里。
    不必草稿,只需嘶吼。
    “倒计时,三、二、一——”
    红灯跳绿。
    陈树坤睁眼,目光刺破晨光,对准麦克风。
    全国四万万同胞,南洋两千万侨胞,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中国人——
    刚才那四十五响钟,你们听见了吗?
    那是丧钟。
    为过去四十五年,死在南洋的每一个中国人敲的丧钟。
    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哭丧的。
    我是来宣告——
    丧钟,敲完了。
    现在,该敲战鼓了。
    我叫陈树坤,今年十七岁,华南行政公署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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