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是铅灰色的，阴沉得可怕，像一块沉甸甸的铅板压在头顶。江面上，中国军舰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黑洞洞的炮口，在昏暗的天光下，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冷冷地盯着这座小岛。
更远的地方，珠江两岸，黑压压的全是人。
工人、学生、商人、农民，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们沉默地站在江岸、屋顶、高地，像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黑色森林。
没有喧哗，没有骚动，只有沉默。
那种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令人心悸。
卡尔斯顿见过愤怒的中国人，见过示威，见过游行，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如此多人，如此安静，如此耐心。
他们像在等待一场祭祀。
一场用殖民者的鲜血和尸骨，祭祀百年屈辱的盛大仪式。
卡尔斯顿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紧了气窗边缘粗糙的水泥，指节泛白。
“爵士。”
威廉姆斯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轻得像蚊蚋：“也许……也许我们该联系陈树坤，再谈谈。赔款可以商量，道歉也可以，但交出士兵……那是大英帝国的军人，交给中国人的军事法庭，这……”
“我说了，不行。”
卡尔斯顿没有回头，声音冷得像冰：“交出士兵，就是承认有罪。一旦认罪，我们在法律和道义上，就彻底输了。”
他转过身，看着威廉姆斯惨白的脸，一字一句：“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人命的问题，是秩序的问题。是白人和黄种人的秩序，是文明和野蛮的秩序。”
“今天我们低头，明天上海、天津租界会怎样？香港会怎样？整个远东的中国人都会知道，英国人、法国人也会低头。然后，他们会要求更多，直到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彻底赶出去。”
“这个头，不能开。”
“这个先例，不能有。”
威廉姆斯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颓然低下头。
地下室里，只剩众人的呼吸声，男孩的咳嗽声，远处民众的怒吼声。
还有卡尔斯顿的怀表，滴答，滴答，滴答。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向那个注定的终点。
同一时间，广州东山总司令部。
作战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巨大的沙盘周围，站着十几名军官，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在墙上那面巨大的时钟上。
秒针，一格，一格，跳动得格外清晰。
五点四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