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猪的早餐洒了！”
安南巡捕们轰然大笑，有人故意用步枪托戳了戳翻倒的粥桶，让剩下的白粥全流进阴沟，混着污泥，变成浑浊的浆糊。
桥上，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白人职员夹着公文包经过，瞥了一眼桥头的闹剧，面无表情地低头翻着《字林西报》，脚步未停，仿佛眼前的痛苦与狼狈，不过是路边的一滩积水。
梁伯蜷缩在地上，咬着牙，再没敢发出一声惨叫。他慢慢摸索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收拾散落的粗瓷碗，把没摔碎的摞起来，又用破布一点点擦着地上的粥——不是心疼粥，是怕路过的人滑倒。
周围，几个早起的中国苦力、黄包车夫低着头，脚步匆匆地绕过他，没人敢停，没人敢扶，甚至没人敢多看那锡克巡捕一眼。
二十年了，沙面桥的清晨，从来都是这样。
晨光渐烈，洒在沙面南码头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法国炮舰“阿尔及尔人号”停泊在泊位，舰身锈迹斑斑，却依旧透着威慑——138毫米的主炮黑洞洞的，斜指广州城方向，像一只蛰伏的野兽，盯着对岸的人间。
这艘1898年下水的旧式炮舰，老态龙钟，却依旧是殖民者的底气。
清晨八点一刻，四个法国水兵摇摇晃晃走下舷梯，浑身酒气熏人——他们昨晚在沙面法国俱乐部喝到凌晨三点，脚步虚浮，眼神浑浊。
“洗衣妇！我们的衣服！”一个水兵用生硬的中文喊着，舌头打了结，酒气喷在风里。
陈婶从码头边的石阶上站起来，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她四十八岁，脸上是长年江风吹出的深裂纹，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像老树枝。面前两个大藤筐，叠着洗好熨平的法国水兵制服：白色水手服、蓝色作训服，还有几件细亚麻军官衬衫，每件都叠得方方正正，散发着廉价肥皂和阳光的味道。
“先生，都好了。”陈婶挤出一抹干硬的笑，用法语数着，“加斯东先生三件，皮埃尔先生两件，让先生四件……一共九件，每件三毫，总共两元七毫。”
加斯东——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红发壮汉，打着酒嗝，从裤兜里摸出几枚硬币，看也不看，随手一抛。
银毫叮叮当当落在陈婶脚边的青石板上，滚进码头石缝的积水里，溅起细碎的水花。
“捡啊，中国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