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央政府仍以权谋代大义，以观望替救援，则中国之魂将死于此役，而我辈皆成千古罪人！
此电一出，全国商界震动。
武汉商会响应：组织专列三列，捐现洋三十万。
天津商会响应：筹募药品二百箱，派医疗队赴沪。
广州商会更直接：会长霍芝庭宣布，捐出半数年利——五十万银元，并组织三千粤商子弟组成“义勇输送队”，亲自押运物资上前线。
而最震撼的，是底层。
在上海法租界，一个黄包车夫，拉着空车跑到总商会门口。
他擦了擦汗，从怀里掏出一把沾着汗水的铜板，小心翼翼地放在台阶上。
阳光照在铜板上，闪着细碎的光。
“我捐一日所得。”他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给前线弟兄加个菜。”
在南京秦淮河，一个老鸨，带着三十几个姑娘，来到红十字会募捐点。
她递上一个布包，里面是首饰、银元，甚至几块胭脂。
“姑娘们的一点心意。”她声音沙哑，“我们虽是下贱人，也知道国破了，这行也做不成。”
在上海码头，上百个苦力放下扁担，围成一圈。
领头的汉子高高举起一个钱袋，吼声如雷：“我们扛的是麻袋，他们扛的是江山！这钱，该出！”
小报将这些事登出，标题温暖，又带着酸楚：
《商女亦知亡国恨》
最遥远的怒吼，来自海外。
2月15日，旧金山，中华会馆
三千华侨聚集在唐人街。
主席台上方，悬挂巨幅标语，红底黄字，格外醒目：
“侨胞百万，血仍是中国血！”
会馆主席李大明，七十五岁，被两个后生搀扶着上台。
他不用讲稿，声音苍老，却铿锵有力，穿透喧闹的人群：
“各位叔伯兄弟，姊妹姑嫂。老朽同治十年出洋，今年七十有五。”
“五十五年，我在美国洗过碗、修过铁路、开过洗衣铺，被人叫过‘猪仔’、‘清奴’、‘黄祸’。”
“为什么？”
他拐杖重重顿地，发出闷响。
“因为我的祖国弱！”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焦灼的脸：
“但今天，在罗店，有一群后生告诉我们：中国人，能打！中国人，不怕死！”
“他们用的是广东造的枪，吃的是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