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采访本里抽出一张照片，推给周星星。是《春风化雨》在内地农村放映的场景——露天电影，银幕挂在两棵树之间，下面坐满了人，老人，孩子，年轻人，都仰着头，表情专注。银幕上，是阿明在田埂上笑的那张脸。
“这张照片，是一个内地的记者朋友寄给我的。”林月说，“他说，这部电影在乡下放了三百场，场场爆满。很多人看完，拉着放映员问，阿明后来怎么样了？他还在村里吗？他过得好吗？阿星，你看，观众要的，不是假笑，是真。哪怕这个真，是苦的，是卑微的，是让人心疼的。但只要是真的，就有人看，就有人记得。”
周星星看着那张照片，手在抖。他想起在顺德乡下，那些朴实的面孔，那些真诚的掌声，那些在祠堂罚跪时偷偷给他塞红薯的孩子。然后，他想起昨天在邵氏的开机发布会，台下坐着的记者，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闪光灯晃得他睁不开眼。那是两个世界。
“林记者，”他抬头，看着她，“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我好像……已经在变了。昨天拍广告，导演要我对着镜头说‘劳力士，成功人士的选择’。我说不出口，因为我觉得我不配。但经纪人告诉我，这是工作，是合约，不说要赔钱。所以我说了，说了十遍，才过关。拍完，我一个人在洗手间吐了。不是生理的吐，是心里的吐。吐完之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
林月沉默了。她合上采访本，关掉录音机，然后说：
“阿星，我给你讲个故事。我父亲当年，也是个记者。他写过一篇报道，揭露一家工厂污染环境，导致附近村民得癌。报道发了，工厂老板来找他，给钱，让他撤稿。他不撤。后来工厂老板动用了关系，报社把他开除了。他失业，酗酒，最后肝癌去世。临死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小月，爸这辈子，就写过一篇对的报道。够了。’”
她顿了顿，眼眶红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当年他撤了稿，拿了钱，也许能多活几年，看着我长大，结婚，生子。但那样的他，还是我爸吗？还是那个会摸着我的头说‘新闻要对得起良心’的爸爸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现在坐在这里，问你‘你还是你吗’，是因为我想对得起他。对得起那个到死都没低头的爸爸。”
她看着周星星：
“所以阿星，我不是在逼你。我是想告诉你——这世上有很多路，有的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