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先生，这边请。”教导主任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发际线退到了头顶以上三厘米的位置，走路时皮鞋敲在地面上发出规律的脆响。
他把谷崎领到了三楼的教师办公室，推开门的瞬间里面七八个老师同时抬起头来，然后又同时低下头去，那种整齐划一的程度让谷崎恍惚以为自己误入了某个军事基地的指挥室。
“宫野同学的事，班主任张老师最清楚。”教导主任把他带到靠窗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教师正在批改作文本，抬头时笔还握在手里，钢笔的红墨水滴在刚写了一半的评语上。
“宫野？”张老师把笔搁在桌上，揉了揉眉心，“从昨天新闻播出之后，我已经接待了三个记者、两拨警察和一位自称是教育委员会的人。你们侦探社是第四拨。”她的语气不算友善，但也不是拒绝，更多的是一种疲惫，她知道某个孩子出了事，她却只能坐在这里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
谷崎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协助调查函平摊在桌面上。“那个……我只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他的成绩、交友状况、近期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
张老师看了一眼那张盖了侦探社公章的纸，叹了口气，把面前那摞作文本往旁边推了推。“宫野的成绩中游偏上，数学弱一点，国文很好。他写的作文我每次都会多读一两遍，他写的东西里有种别的学生身上很少见的东西。”她顿了顿，“……克制。他写东西很克制，好像每句话都自己先审过一遍才敢写到纸上。高一的时候他参加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理想家庭》，写得很平淡，但评审老师给的评语是‘平淡中见真情’，拿了佳作奖。”
“高二也参加了。”谷崎接了一句。
“对。同一道题，他又写了一遍。第一年写的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烟火大会，姐姐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我当时还在班上念了这一段当作范文。第二年他写的是‘爸爸妈妈很忙，我自己去了，冰淇淋涨价了五十日元’。我当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下课把他叫到办公室来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五年前那场火灾的事，原来他是南区那场大火的幸存者。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死在那一场火里。他来我们学校是火灾之后被亲戚收养才转学过来的，但是他写的作文里从来没有提过那场火。”
谷崎在笔记本上记了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