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物质上的难。台地上的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洛桑县长按五天量备的物资，头两天还绰绰有余。武警每天早晚各巡查一遍帐篷，医疗点二十四小时亮着灯，警务站的警察每隔两小时巡逻一次，食堂每天准点开饭。两千多人的安置点，秩序井然得像一座小镇。
难的是等待。
第一天，没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还在适应新环境——找厕所、找食堂、找自己帐篷的位置。孩子们在帐篷之间的空地上奔跑，追逐一只不知谁家带上来的小狗。老人们坐在帐篷门口晒太阳，手里转着佛珠。
第二天，开始有人问了。一个中年人走到方远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领导，什么时候能回去？家里的牲口没人看。”方远说：“草场上有牧民轮流看着，你放心。”中年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身走了。
第三天，问的人多了。不光是问方远，也问武警、问村干部、问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是“管事的”。问题从“什么时候能回去”变成了“到底有没有地震”。一个老阿妈拉着村支书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藏语。方远翻译给周南书听：“她说，她活了七十年，经历过好几次地震。以前没有人告诉他们要跑，他们也没跑。这次跑了，住了三天帐篷，山还没翻。她问，是不是搞错了。”
第四天，方远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不是洛桑县长打来的——县长从那天紧急会议后就再没来过电话，方远知道他是在扛着上面的压力。打来电话的是市里、区里、部里，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问的是同一个问题：疏散的依据是什么？数据是谁确认的？专家是谁签字的？
方远一个一个回答，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稳。他把专家组报告、现场测量数据、微震监测趋势、裂缝扩张记录，一份一份报上去。电话那头沉默，然后说“知道了”，挂了。
周南书抱着福崽坐在帐篷门口，看着方远打电话。福崽这几天安静了很多，不再焦躁，不再耳朵乱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偶尔醒来吃两口东西，又睡过去。周南书摸它的背，它也不像以前那样呼噜，就是安安静静地趴着。像是在等什么。
“它是不是病了？”方远打完电话走过来，看了一眼福崽。
“不是。”周南书说，“它在等。”
“等什么？”
周南书没有回答。她知道福崽在等什么——等那个声音。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动物们都能听到的、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