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窗全关，对外只称“商议冬季练兵”，屋内燃着微弱的油灯，纸墨翻动的声响都压得极低，生怕漏出半点动静。
在一团驻地，团长把三个营长叫到屋里，门关得死死的，声音压得极低：“师部要搞个秘密集训，挑最信得过、最能打、脑子最活的骨干。你们每个营报五个名额，记住，要绝对可靠、能保密，回去还能带徒弟的！”
三营营长挠头，小声追问：“团长，啥集训啊这么神秘？”
“不该问的别问！”团长瞪眼，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这是死命令！人选出了问题，我撤你的职！”
同样的场景在豫皖苏根据地各处上演。被选中的骨干们，只接到一道简单命令：“收拾简单个人物品，带三天干粮，今晚出发，执行特殊任务。”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唯有心底的警惕与服从。
只有带队的干部，怀里揣着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陌生地名和一句看似平常的暗语，那是通往集结点的唯一凭证。
夜色降临时，第一批远郊单位的骨干们悄然出发。他们是来自边区最南端游击支队的六个人，两名连长，四名班长。带队的是支队副政委，一个三十多岁、脸颊带一道浅疤的老红军。
六人换上老百姓的破棉袄，背着粗布干粮袋，脚下踩着草鞋，活脱脱一伙结伴逃荒的农民。副政委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看似探路，实则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荒坡与树林。
走出根据地核心区后，他们转入蜿蜒的田间小道，夜风卷着寒意刮过，吹得路边干枯的麦苗哗哗作响，四下里只有脚步声与风声。
“副政委，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啊？”一个年轻班长忍不住压低声音问。
“到地方就知道了。”副政委头也不回，语气严肃，“记住纪律：不许交谈，不许打听，跟着走就对了。”
午夜时分，他们抵达第一个接应点，一座荒废的土地庙。庙门虚掩，里面闪出一个黑影，低声问：“老乡，这么晚赶路？”
副政委按照纸条上的暗语，沉声回应：“没办法，老家的麦子还没种，急着回去。”
对方顿了顿，低声接上暗号：“种了，等开春。”
暗号对上，那人侧身招手：“跟我来。”
六人跟着接应员，钻进庙后的密林，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来到一个隐蔽的打谷场。
场边的草棚里，已有先期到达的另一支小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