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陛下，”王希烈有些犹豫地开口，“王氏在蜀地毕竟树大根深，若强行压制，
恐其心生怨望，且蜀地恢复，也确实需要熟悉本地情形的士族协助……”
“王相多虑了。”李子寿适时接话，他深知圣意，“王氏忠心，陛下自是知晓，然蜀地新平，匪患未绝，流民遍地，
此时让王氏举族南归，非但于安抚无益，恐反生事端，引来昔日仇家或不安分之徒觊觎，
于王氏自身安危亦是不利。依臣之见，不若请王氏暂居京畿，
陛下可优加抚慰，赐予宅邸田产，待蜀地彻底安宁，再议南归之事不迟。”
这番话，既全了王氏的颜面，又暗含警告与拖延之意，深得李昭之心。
“李相所言甚是。”李昭点头，“传朕旨意，王氏于国难之际，深明大义，北迁避祸，其情可悯，
特赐京畿良田千顷，宅邸数处，着其安心居住，休养生息，至于重返蜀地之事且待地方靖平，吏治清明之后，再行商议。”
一道看似恩宠有加、实则软禁与剥夺的旨意，便如此定了下来。
王氏族人接到旨意后，心中虽万分不甘与愤懑，但在皇权高压之下，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强颜欢笑地叩谢天恩暂时熄了重返故土的心思。
眼下他们如同一群被圈养起来的困兽，在京畿之地郁郁寡欢。
李昭，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不动声色间，便完成了一次对豪门望族的成功压制与利用。
与此同时，两位在蜀地战场上表现卓越的皇子，也各自迎来了他们的“归宿”。
太子李臻，带着一身征尘与未能建功的遗憾，默默返回了他的封地灵武。
虽然此次入蜀平叛，他损失了大量新募的兵马，耗费了王景行筹集的海量钱粮，更在父皇心中留下了“无能”的烙印。
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起家的根本，那三千历经剿匪和初步整训、对他相对忠诚的护卫部曲，核心尚存。
这三千人，是他最后的底牌，也是他未来翻盘的唯一希望。
回到灵武后，李臻仿佛又变回了那个被贬斥至此、需要“闭门思过”的太子。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务实。
他不再高调地宣扬什么，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灵武的深耕之中。
整顿吏治，鼓励农桑，继续推行屯田，并以其太子身份和相对宽仁的手段，继续吸引着来自蜀地乃至中原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