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我准时推开档案室的门，木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静谧的清晨格外清晰。和往常一样，先将前后两扇窗尽数推开，带着晨露与草木清香的微风涌入，吹散屋内隔夜的沉闷，吹动桌面上的登记册页角，发出细碎的声响。随后打来温水，用棉布细细擦拭桌面、档案架、窗台，每一个角落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整理好散落的文具，泡上一杯温热的绿茶，在氤氲的热气中，强迫自己平复心绪，开启一天的工作。
没有立刻着手日常档案整理，我先走到档案柜最内侧的隐蔽夹层前，打开铜锁，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装着残纸的密封袋。残纸依旧安静地躺在袋中，泛黄脆弱，边缘残缺，褪色的字迹在晨光下愈发清晰，“钱藏西库房，还有人知情，封口”，每一个字都透着当年的慌乱与阴狠，与赵强早年的手写笔迹高度吻合，这一点，我昨日反复比对过数十遍，绝不会错。我将密封袋放在桌面，对着晨光再次端详，试图从残缺的边缘找到更多被撕裂的痕迹，或是模糊的残留字迹，可纸张损毁太过严重，除了这一行字，再无其他信息，连落款、日期都被彻底撕去，只留下无尽的疑团。
我深知此事的分量，若是贸然声张，势必会打破小镇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让街坊们重新陷入恐慌，也会让那些早已平复伤痛的受害者家属，再次回忆起不堪的过往。所以从发现残纸的那一刻起，我便打定主意，暗中核查，绝不声张，不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平日里亲近的王大妈、陈母与李红梅，只在这间档案室里，从堆积如山的旧档中，一点点寻找关联线索，待掌握确凿证据后，再做打算。
平复好心绪，我将残纸妥善收好，重新锁进夹层，随后从档案架顶层，取出1990年至1992年红星机械厂全套职工档案，包含正式职工花名册、临时工登记册、岗位调配表、离职退休记录、库房值班日志，整整五大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