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上白色薄手套，逐册逐页、逐行逐字地仔细翻阅，不敢有丝毫疏漏。先从西库房在岗人员入手，当年固定在西库房工作的，除了遇害的苏建军、刘慧，还有三名正式管理员、两名搬运工，我将这五人的姓名、籍贯、入职时间、家庭住址、离职去向逐一记录在笔记本上，再对照已办结的案件卷宗，逐一核查：三名管理员均在1993年工厂改制时正常退休，之后随子女搬离小镇，多年前已离世；两名搬运工是外来务工人员，1992年初便辞职返乡，再也没有来过永安镇，五人均无涉案记录，与赵强、周明山无私人交集，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随后，我扩大排查范围，梳理1991年全年，频繁出入西库房、与赵强和周明山有工作往来的人员，包括车间班组长、财务会计、运输司机、门卫、采购人员，共计二十七人。我将这些人的信息一一登记，对照案件供述、警方问询记录、后续户籍变动信息，逐一排除：涉案的周明山、郑会计等人已伏法，其余人员要么正常退休终老，要么迁居外地，留在小镇的仅有六人，且都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多年来深居简出，品行端正，无任何异常举动，看似与残纸中的隐情毫无关联。
排查陷入僵局，我没有急躁，而是转而翻查当年的财务账册，这是最容易暴露漏洞的环节。赵强、周明山当年侵吞公款、藏匿赃款，必然会在财务记录中留下痕迹，即便他们刻意篡改，也难免有疏漏。我取出1991年全年的财务凭证、支出收入台账、物料采购报销单，这些账册厚重繁杂，纸张泛黄发脆，每一页都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需要逐笔核对，耗时又费力。
我耐着性子，从1月到12月，一笔一笔核对，将标注“西库房”相关的支出单独标记，整整耗费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12月中旬的台账中，发现了一处异常：一笔数额为三千二百元的物料采购支出，备注仅写“西库房杂项”，无具体采购物品名称，无供货方信息，报销凭证残缺不全，只有半张模糊的票据，经手人签字被墨迹涂抹，根本无法辨认，而这笔款项，在赵强、周明山的所有供述中，从未提及，属于彻头彻尾的账外资金。
这一发现，让我紧绷的神经瞬间绷紧，三千二百元，在九十年代初绝非小数目，足以抵得上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