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退下后，爱德华走到写字台前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沓文件：股权证明、地契、债券、保险单。
他抽出其中一份：巴黎市中心一栋六层公寓楼的所有权文件，那是他二十年前投资的，现在每月租金收入有8000法郎。
“你知道租那栋楼里最大一套公寓的是谁吗？”
爱德华对艾琳说，“一个法共议员！杜瓦尔，就是那个在议会上公开羞辱佩雷托的家伙。他付的租金只有市场价的一半，因为租金管制法。如果共产党掌权，下一步可能就是房屋征收了。”
他拿起打火机，点燃了那份地契的一角。
“爱德华！”艾琳惊呼。
“复印件已经在瑞士的保险箱里了。”
爱德华看着火焰吞噬纸张，眼神冰冷，“等我们到了洛桑，瑞士律师会帮我们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信托基金。这些资产……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艾琳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她的丈夫，这个曾经在沙龙里谈笑风生、在慈善晚宴上一掷千金的绅士，此刻像一头被迫离开领地的野兽，焦躁、愤怒。
“孩子们呢？”她问。
“亨利已经在伦敦了，索菲下个月去瑞士‘疗养’。等我们在洛桑安顿好，他们再过来。”
“艾琳，法国完了——至少我们熟悉的那个法国完了。
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用新的方式，保住家族的未来。”
他走到妻子面前，罕见地握住她的手：
“还记得1914年吗？战争爆发前，很多人也说‘打不起来’。
结果呢？死了整整一代人。现在又是一场战争，一场静默的战争，但一样致命。这一次，我们要站在安全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