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是“背叛者”，是让泽农走上歧路的推手。
可有谁知道，当陈泽消失的第三个月，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听着电话那头山沟村王婶哭着说，
“贷款还不上，他们要收我的地……”
那天夜里，我翻出了我们创业时的第一份计划书。
泛黄的纸上写着：“以科技助农，让土地有尊严。”
下面是我们三个人的签名，笔迹稚嫩却坚定。
我哭了。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恐惧，我怕这一切要完了。
所以我和沈涵做了那个决定：
签对赌、调数据、引入丰年供应链……
不是为了自保，是为了活着！哪怕背负骂名，也要把这艘船撑到风浪过去！
有人说资本没有底线，可我觉得，底线从来不在账本上，
而在你敢不敢在暴雨夜开车送药给发烧的孩子；
在于你愿不愿意用自己的信用去赌一个农户来年的种子钱。
上周我去怒江回访阿茸，山路通了，她家的土豆现在走“共富专链”，还注册了品牌“云棱”。
她在直播时笑着说，
“以前觉得城里人看我们是扶贫对象，现在才发现，是我们养活了他们的胃。”
我坐在她家火塘边，喝了一口包谷酒，辣得眼眶发热。
那一刻我想通了一件事：我不是坏人，也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个在风暴中死死攥住舵盘、不肯松手的普通人。
陈泽回来那天，我没敢看他眼睛。
不是愧疚，是怕自己会像个孩子一样哭出来，
终于有人回来接班了，终于不用再一个人做所有“错误”的选择。
昨晚喝酒时我话说多了，提了绿源并购的事。
其实报价早就失效了，但我留着那份合同，就挂在办公室墙上，像一面镜子。
每次想低头的时候，就看看它：
你可以体面地退场，但你信仰的东西，会就此死去。
沈涵笑了，她说，
“你知道吗？陈泽看完审计报告后第一句话是，
‘别处分方振华，他是泽农的断骨钢钉。’”
我愣了很久。
原来他懂，他一直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明天集团开战略会，“乡村董事”第一次投票表决项目资源分配。
我有点紧张，就像第一次站上讲台讲课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