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年轻，朝堂根基尚浅，皇后赵氏一族暗中培植势力，其亲眷时常进献谗言，称淮王冀昌深得老臣敬重，声望过盛，恐对皇权生出威胁。
新帝初掌江山，本就忌惮宗室藩王威望过高，可他既不能痛下杀手，落下残害宗亲的骂名，也不能将冀昌继续留在京城，任由朝臣时常依附。
几番权衡，他效仿前朝制衡宗室的办法，下旨将淮王一脉全数迁出京城，远赴千里之外苦寒的边境域都就藩。
对外，朝廷宣称令宗亲镇守疆土，是莫大恩典；私下，却是借此斩断冀昌在京中积攒的人脉，断了他参与朝政的门路。
这般安排，既是新帝稳固皇权的手段，也藏着一层保全的心思。
彼时赵氏外戚的野心已然显露，新帝无力一举拔除，只能将这位宗室之中最有威望的淮王远远送走，避开京城旋涡，留存一支可用的力量。
冀昌看透帝王心中盘算，却没有抗旨的余地，只得带着全家老小动身前往域都赴任。
边境常年有外族侵扰，山间盗匪也时常作乱。依照历代藩镇定下的规矩，驻守边境的藩王可自行募集乡勇守卫属地，算不上私自屯兵谋逆。
冀昌借着这条规制隐忍蛰伏数年，平日里一面认真处置边防事务，主动出兵清剿匪患，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每年按时向朝廷递上奏折，行事处处恪守臣子本分，不给赵氏抓住任何发难的把柄；一面暗中收拢流民，操练守备乡勇，培养忠心心腹，囤积粮草物资，慢慢在苦寒边境站稳脚跟，积攒起一支能上阵御敌的队伍。
数年时光流转，他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过人之处，只是边境环境艰苦，朝廷还时常设下限制加以掣肘，一家人日子过得步步谨慎，静静等候合适的时机。
变故起于年前，新帝突然病倒，身子一日弱过一日，最终缠绵病榻，无法亲自处理政务。
年仅十岁的太子遵照旨意代为监国，孩童心性尚浅，从未接触过朝堂事务，根本压制不住满朝文武，更无力制衡各方势力。
皇后赵氏借机垂帘听政，其兄长则手握六部实权，朝堂军政尽数被外戚把控。皇宫内外的消息皆被赵氏族人封锁，朝堂之上再无不同声音。
自此，帝王困居深宫，重病缠身，连言语都极为费力，形同软禁；监国太子看似身居高位，一举一动却全凭赵氏安排，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傀儡。
冀氏皇室的权柄被一点点瓜分，先祖传下的江山，大半掌控在外姓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