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不知道这样打会死人，他是不在乎对方会不会死。”钟情字字铿锵，“这种对他人生命权极度漠视的主观状态，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杀人。指控故意杀人罪，于法有据，不容狡辩。”
刘建平的脸色微微一沉，他试图用未成年人的认知盲区来打擦边球，却被钟情用最客观的尸体检验数据和暴力持续时间，生生堵死了这条退路。
法庭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
见在罪名定性上无法占到便宜，刘建平果断调转了枪口，打出了他最后、也是在这个法庭上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一张牌——未成年人保护。
“审判长，公诉人。”刘建平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沉痛而恳切，“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起悲剧，但请法庭注意，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我国《刑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赵泽凯的犯罪，固然有其个人的恶劣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溺爱和青春期心理失衡导致的法制观念淡薄。”
刘建平转头看向合议庭的法官，声音中带上了一丝蛊惑人心的感染力：“监狱可以摧毁一个少年，但教育可以挽救一个灵魂。赵泽凯的家属愿意倾尽所有，对被害人家属进行顶格的民事赔偿。辩护人恳请法庭，本着挽救未成年人的立法初衷，结合其案发时刚满十五周岁的法定从轻情节，对其予以大幅度减轻处罚，给他一个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机会。”
给未成年恶魔一个机会。
这套说辞，在这个世界的司法实践中屡试不爽。多少穷凶极恶的少年犯，正是靠着这层“未成年”的护身符，在法庭上逃避了应有的严惩，几年后出狱，继续危害人间。
旁听席上的李母听到这番话，浑身颤抖得如风中的落叶。
她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眼泪夺眶而出。她的儿子才十四岁，连这个世界的美好都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残忍地剥夺了生命。
现在，对方的律师竟然在法庭上要求法律去挽救那个杀人凶手？
整个法庭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公诉席上的钟情身上。
法官们在等待着公诉人的陈词，这也是控辩双方关于法律理念的最核心碰撞。
钟情缓缓站起身。
她没有拿讲稿，也没有按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