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又放下了，指腹在缸子磕掉瓷的旧疤上反复蹭了一下，声音低了半度，“交通员还说，她把老周临走前留下的半支钢笔，用红布包了，塞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告诉孩子他爹爹是英雄。”
“交通员问她要不要跟组织走，去安全的地方，她说不用，娘家兄弟在，饿不死她和孩子。她把老周留在家里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锁进了柜子最里面。“
“交通员临走的时候，她送到村口，腰杆挺得笔直，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地上：跟组织上说，我男人是硬骨头，我也是。”
沈见微没有说话。她看着老陈搭在算盘上、沾着木屑的粗糙手指，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个女人关上门之后做了什么，老陈没有说。
大概是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屋里，坐了整整一夜。
大概是给孩子喂了饭，哄他睡了，然后坐在床沿上，摸着柜子里老周的衣服，无声地哭了一场。
但第二天早上她推门出来，眼睛肿着，依旧能生火做饭，能挺直腰杆站在村口，说自己也是硬骨头。
沈见微想，自己大概是见过她的。不是真的见过，是在很多次想象里见过——交通员把死讯带到的时候，女人瘫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活不下去的样子。她以为会是这样。
但不是。自己竟从一开始，就小瞧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她之前总在预设里想，丈夫牺牲了，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该是天塌了一样的崩溃，是哭天抢地的绝望。
可这个女人没有。她蹲下去，把撒了的糠扫干净，把碎了的日子，一片一片捡了起来。
参加革命的人，谁没想过死？自己死了都不怕，男人死了，就活不下去了吗？
不是的。家里没了顶梁柱，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天要亮，鸡要喂，孩子要长大，地里的庄稼要管，哪怕前一夜把眼泪流干了，第二天早上推开门，还是得把腰杆挺起来。不是不疼，是疼到了骨子里，也知道哭嚎没用。
沈见微的鼻尖忽然泛起一阵猝不及防的酸意，心口像是被一块浸了凉水的棉絮紧紧堵住了，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震撼，有心疼，更有一股沉甸甸的、顺着血管漫到指尖，让她的手指微微发颤的敬意。
她把手指从柜台上收回来，指尖微微发僵。喉咙里堵着一股滚烫的涩意，她悄悄咽了下去，再抬眼时，眼底已经恢复了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平静，只轻声说：“我知道了。那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