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世恒替他回答了：“他愿意。”
景兰辞看向父亲。景世恒的目光深沉。
“明漪，”景世恒的声音很低，“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今晚，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话——你信不信爸爸？”
景兰辞沉默了三秒。
“信。”
从那天晚上开始，景兰辞知道了三件事。
第一，他的父亲景世恒，上海特别市市长，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代号“玉簪”。
第二，程远山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站长，周鹤鸣是副站长，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第三，组织上认为他在语言、情报分析、临场应变方面有过人天赋，决定发展他入党，并培养他成为情报线上的后备力量。
于是，第二天，十八岁的景兰辞在周鹤鸣的办公室里，对着一面小小的党旗宣了誓。
他入党的事，没有告诉除了组织外的任何人。
顾枕戈不知道，他的母亲也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景世恒是上海市长，他的儿子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他们过着体面又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