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书房，他把那本已经没了扉页的《拜伦诗选》放在书桌的角落，可他的脑子里，那行深棕色的字迹还在眼前烧着。
鹞、鸫、玉簪、归雁……景兰辞把这四个人的代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他在书桌前坐下，摘下眼镜，捏了捏眉心。没有了镜片的遮挡，那双眼睛里的疲惫和冷意便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
四年了。
他以为离开上海，离开顾枕戈，离开这一切，就可以把那些血淋淋的伤痛暂时封存。可四年过去，真相没有消失，仇人没有伏诛，反而离顾枕戈越来越近。
景兰辞闭上眼，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1931年的某个深秋。
那天他从震旦大学下课回来，看见父亲景世恒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眉头皱得很深。
“爸，我回来了。”
景世恒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明漪，晚上跟我出去一趟。有个人，我想让你见见。”
那天晚上，景世恒带着他穿过七弯八拐的弄堂，在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前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两个便衣打扮的男人，看见景世恒，微微点了点头，侧身让开了路。
他们上了二楼。
二楼放着一张长桌，几把椅子，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景兰辞认识的——震旦大学的教授周鹤鸣，三十七八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
另一个他不认识。四十出头的男人，面容冷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坐在那里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坐。”冷峻男人先开了口。
景世恒在他对面坐下，景兰辞坐在父亲旁边。
“我是程远山。”冷峻男人自报家门，目光直接落在景兰辞脸上，“你父亲跟我提过你。震旦大学文学系，日语和英文都算流利，上个月校刊上那篇分析日本关东军动向的文章，是你写的？”
景兰辞看了父亲一眼，景世恒微微点头。
“是我写的。”景兰辞承认道。
“观点犀利，但有几处论据不够扎实。”程远山面无表情地评价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你对时局的判断很准。如果让你做情报分析工作，你愿不愿意？”
景兰辞怔了一下。
他那时十八岁，刚进震旦大学，虽然从小在官场世家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