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枕戈坐在轿车后座，指间夹着一根烟，他没有再抽，任它一点点燃成灰烬，白灰坠落在西装裤上他也没拂。
车窗外的路灯忽明忽暗，把那扇三楼的窗户映得时而清楚、时而模糊。他看见窗玻璃上印出一个人影，微微低着头，像是在听什么人说话。
他盯着那个人影，眼睛一眨不眨。
四年零六个月又十三天。
他记得分毫不差。从景兰辞登上驶往法国邮轮的那天起，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被这个名字钉得死死的。他从没有刻意去数，可每一个日出日落都在反复提醒他——那个人走了，不要你了，把你一颗捧出去的心，摔得稀碎。
烟烧到了滤嘴，烫了一下他的指尖，顾枕戈这才像是从一场梦里醒过来，把烟蒂摁灭在车门上的烟灰缸里。
“处长，要不要上去？”前排的副官陈平小心翼翼地问。
顾枕戈的目光没离开那扇窗，只吐出两个字：“不用。”
“那……回公馆？”
顾枕戈没回答。
陈平识趣地闭上了嘴，开始假装自己不存在。他跟了顾枕戈三年，太清楚这位处长的脾气了。在这种时候，多说一个字都是往枪口上撞。
车里很安静，初秋的晚风灌进来，带着法租界夜里特有的气味。顾枕戈缓缓闭上眼，指尖的灼痛感还在，可眼前却已经是那片白玉兰。
那是民国十六年的春天。
他刚满十八，跟着父亲顾庭岳从察哈尔一路南下到了上海滩。浑身上下还带着北方的狂傲不羁。骑马、打枪、打架，他样样在行，可到了上海滩，这身本事全成了上不得台面的笑话。
父亲顾庭岳是个粗人，行伍出身，在山西带了几年杂牌旅，好不容易托关系调来上海，以为能攀上高枝，结果到了才知道，松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这个头衔，在上海滩连个屁都不算。
“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去景公馆拜访的前一夜，父亲把一件靛青长衫扔到他床上，“穿上，把你那身匪气给我收起来，别在景市长面前给我丢人。”
顾枕戈拎起那件软塌塌的长衫，嗤了一声，指尖捏着料子，只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又不是唱戏的，穿这玩意儿干什么。”
“你个混账东西！”顾庭岳气得胡子直抖，抬手就要揍他，“在上海不比在察哈尔，你舅舅那套在这儿行不通！景世恒是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市长，人家一句话，就能让我这身官服扒得干干净净！你要是敢惹事，我先打断你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