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咬着铅笔头，看着空白的格子，眼前总是晃动着礼堂大门，还有陈伯伯蹲在台阶旁时，那张欲言又止的脸。
静。
礼堂的静，和操场空无一人时的寂静不一样，和家里这种滞重的宁静也不一样。她忽然放下笔，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糖果盒，里面已经没有了糖果，只是几枚彩色的图钉，半截红色粉笔，还有几张贴画，那是袁建国曾经回来带给她的，贴纸上印着卡通的兔子，她一直没舍得用。
袁小爱把贴纸拿出来，小心地按在日记本空白的地方，用手掌压了又压，然后拿起笔，在第一行工工整整地写下：
“七月十二日，星期五，晴。奶奶又出去了，我知道她是去问爸爸的事。爸爸不会不小心的，他答应过大家，会好起来的。礼堂很静，陈伯伯说，那天下午也很静。静得奇怪。”
写完，她合上本子，把糖果盒放回原处，外间传来压抑的咳嗽声。
七月底，石城下了一场透雨，暂时驱散了连日盘踞不散的闷热，空气里开始弥漫起一种隐约的不安。
菜市场里，摊主们的抱怨声比往常大了些，不是抱怨天气，就是抱怨东西又贵了，批发的价钱一天一个样。婆婆攥着越来越不经用的买菜钱，在摊位前犹豫的时间越来越长，而那些从医院拿回来的缴费单，数字也一次比一次扎眼，一种她不认识的新药被加了进来，医生语气平静地解释着必要性，婆婆发僵的身体又没拒绝。
袁小爱的暑假过了接近一半，做完作业就帮着择菜、晾衣服，或者长时间地看着窗外发呆，那个磨损的纸袋，依旧被每天带出去，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另一边的婆婆走在街上，环境声音嘈杂，面孔模糊，流程环环相扣，每一扇门都礼貌而坚定地在她面前合上。
“嗡——！！！”
“不要命了！站着不动！”
一声鸣笛，手里的纸袋惊落，几张复印纸散了出来，被车轮带起的风卷着，打了几个旋，贴在了滚烫的地面上。她缓缓弯下腰，吃力地把它们捡回来，拍去灰尘。
材料被一次次翻阅、退回，有些地方因为反复的摩擦，字都淡了，就像有些事情的轮廓，在一次次徒劳的奔跑和诉说中，似乎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得褪色遥远。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糊涂了，陷入了无谓的偏执。
儿子已经没了，这是铁打的事实，她这样四处碰壁，一次次揭开伤疤，究竟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