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等经济好转就叫我回去。”玛丽当时还笑着说，眼睛里有光，“让，别担心，我能在家里帮忙。妈妈需要人照顾，不是吗？”
妈妈确实需要人照顾。她有肺病，矿区的女人很多都有肺病，从洗丈夫和儿子沾满煤灰的衣服开始，从呼吸永远混着煤尘的空气开始。
但家里的帮忙不能让玛丽吃饱，更不能让全家人吃饱。
让-皮埃尔在矿井工作十四小时，拿回家的钱只够买最便宜的黑面包、土豆，偶尔有一点肥肉。
父亲十年前死在一次矿难里，尸体都没找全。
母亲需要吃药，药很贵。弟弟路易在街上游荡，有时能打点零工，更多时候是空手回家。
然后有一天，玛丽很晚才回来。
她换了一件裙子，不是她自己的，料子廉价但颜色鲜艳。她嘴唇上涂了口红，很鲜艳的颜色……
“我找到新工作了。”她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在一家咖啡馆。工资……还不错。”
让-皮埃尔知道那是什么咖啡馆。沙勒罗瓦东区有的是那种地方，灯光昏暗，女人坐在窗后，等着男人进来，用几个法郎换她们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
他想说话，想吼，想摔东西。但他看见玛丽裙子袖口露出的手腕，那么细，几乎能看见骨头的形状。他看见炉子上煮着的汤，水里漂着几片菜叶和土豆皮。他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的咳嗽声，撕心裂肺。
他什么也没说。
那晚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上煤灰染出的污迹。
他想起十年前自己投出的第一张选票，想起社会党的候选人在广场上演讲，说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说比利时的未来属于每一个劳动者。
全是骗子……
升降笼到底了。
门打开，黑暗扑面而来，是比地上黑夜更彻底的黑暗，只有矿灯的光束在其中切割出狭窄的通道。
空气是湿冷的，声音在这里变得沉闷，这里常年只有铁镐敲击岩石的叮当声，运煤车的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嘎吱声，还有远处巷道深处传来的、永远不停的水滴声。
让-皮埃尔的小组有五个人。他们彼此不说话，只是沉默地走向工作面的支道。说话消耗体力，而体力是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