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克劳德·鲍尔。那个御前顾问，总署的创立者，铁腕的改革派。在左翼学生的小圈子里，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起初，他是“帝国的新打手”、“披着进步外衣的专制者”。但刺杀事件后，许多年轻左翼学生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也对他本人有不少改观。
“他说得对，”一次在小酒吧的聚会中，一个同学灌下一大口黑啤，抹着嘴说，“光批判没用。你得有力量，有策略，知道谁是主要敌人，知道怎么利用规则，甚至利用敌人的武器。”
“鲍尔用的不就是皇帝和民族主义吗？但他用这个干掉了多少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路德维希这种学阀，靠我们以前发传单、搞游行、喊口号，能扳倒吗？不能！但现在，一顶‘德奸’、‘法国走狗’的帽子扣上去，军警立刻就来抓人！为什么？因为现在帝国需要这个！皇帝需要这个！鲍尔需要这个！”
“他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巩固自己的权力，也在利用它扫清障碍。”另一个学政治经济的学生推了推眼镜，“这很危险，也很……有效。而且，他至少真的在做事。总署打击囤积居奇，接管黑心工厂，追讨拖欠工资。”
“不管他最终目的是什么，至少一部分工人确实拿到了钱，一些最恶劣的工厂被整治了。这比那些只会空谈‘未来社会’、对眼前工人死活漠不关心的老学究，还有那些嘴上喊着‘自由市场’、实际上纵容资本家盘剥的教授，强多了。”
“对！关键是要做事！要改变现状！”有人挥舞着拳头，“鲍尔说了，‘建设比批判难一万倍’。我们现在就在建设！建设一个干净的大学！把那些崇洋媚外、欺压学生、学术不端的老东西都赶出去！”
于是，一场奇异的风暴在柏林大学，乃至全德国的高等学府刮了起来。学生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讨论理论、组织读书会。他们开始“行动”。
目标明确：那些名声不好、有过劣迹的教授。尤其是那些长期鼓吹外国优越、贬低德国文化科学成就的“自由派”教授。还有那些学术不端、欺压学生、性骚扰女生的学阀。
手段直接：搜集证据，公开揭露，扣上“德奸”、“文化叛徒”、“帝国复兴的绊脚石”、“腐蚀青年思想的蛀虫”等大帽子，然后向校方和总署举报。
效果显著。
一个文学教授，因为长期在课堂上宣扬“法国文学的优雅与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