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第四案——公交拐杖——会不会也在某种形式上进行着次级扩散？
王建国已经死了十年，他的拐杖里封存着他的冷漠。但他当年乘坐的那辆17路公交车上不止他一个人。车上有司机，有其他乘客，有每一个在他捂着胸口倒地时选择了低头看手机、转头看窗外、或者干脆闭上眼睛假装没看到的人。如果王建国的冷漠可以被炼成奇物，那些旁观的冷漠是不是也被拐杖以某种方式记录、采集、储存了？
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两圈，然后被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打断了。档案室的老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大褂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看到徐逸凡坐在长椅上也不惊讶，只是抬了抬下巴：“你上次说要查青山片区的旧档，后来也没来。今天查什么？”
“王建国。十年前17路公交车猝死案。我要调原始案卷、车载监控录像备份、以及物证清单里编号为‘WJG-004’的随身遗物——一根木质拐杖的勘查照片。”
老侯把钥匙插进档案室铁门的锁孔里，转了两圈，门开了。他按亮档案室里的日光灯，一排一排密集架的轮廓在冷白灯光下延伸到房间深处。他走到编号“2014-刑-0711至0800”的密集架前，手指在档案盒脊背上划过，停在一个标着“2014-刑-0743·王建国猝死案”的牛皮纸档案盒上。
“这个案子我有点印象。”老侯把档案盒抽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当时我在档案室刚干了两年，这个案子送进来的时候刑侦那边特意交代过，说死者是个老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伍后在公交公司做调度员。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没有外伤，没有他杀嫌疑，但家属坚持要求立案侦查，理由是‘我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不可能突然死在公交车上’。后来法医鉴定确认是心源性猝死，案子就以意外事件结了。怎么，现在要翻？”
“不是翻案，是查关联线索。”徐逸凡接过档案盒，放在阅览台上打开。盒子里整整齐齐码着四样东西：一份装订成册的案件卷宗、一盘用透明塑料盒封装的DVD光盘、一个牛皮纸证物袋、以及一本薄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