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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留下的。”
    “你觉得自己正常吗?”
    徐逸凡看着专家的眼睛,没有回答。
    评估报告三天后出来,结论是“存在严重的感知异常,不适宜继续承担一线刑事侦查工作”。支队领导找他谈话那天,支队长老郑把报告压在茶杯底下,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逸凡,你破的案子我们都认,但规矩不是我给你定的。”
    徐逸凡站起身,把椅子推回原位。老周拿走文件时动作很快,纸张边角扫过桌面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像某种不体面的送客铃。
    档案架尽头的那团黑影依然蜷在原地。徐逸凡转身走向门口时,余光捕捉到她微微抬起下巴的动作——不是看他,是在看那盏闪烁的白炽灯。死者的执念有时候会附着在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他至今没有搞明白规律。
    走廊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工位已经熄灯。徐逸凡回到自己待了六年的办公桌前,开始收拾私人物品。桌面上的东西不多:一个磨掉漆的保温杯,几本翻烂了的犯罪心理学教材,一盒用完的黑色签字笔。他拉开最下面那个抽屉,摸到那枚用细链子穿起来的硬币时,指尖顿了一下。
    1996年的一元硬币,边缘的锯齿纹已经磨得几乎平滑,币面上的牡丹图案糊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这是母亲留给他的东西——准确地说,是母亲遗物里唯一一件他能确定是刻意留给他的东西。她把硬币穿好链子,放在一个红色绒布小袋子里,袋子外面用圆珠笔写着“逸凡”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得非常吃力。
    他不知道这枚硬币代表什么,只知道母亲苏婉在1996年冬天怀着他,次年春天生下他,产后三个月死于一场车祸。父亲在他记事之前就离开了,什么都没留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这枚硬币是他和母亲之间唯一的实物连接,他随身带了二十多年,办案时攥在手心,睡觉时放在枕边,比任何护身符都管用。
    他把硬币揣进外套内袋,接着去清最下层那个装旧案卷宗的抽屉。拉开的一瞬间,一股细碎的声音从抽屉深处涌出来——很轻,很密,像有人在极远的地方低声诵经,字句模糊到无法分辨,但节奏清晰,每七个音节一顿,与呼吸同频。
    徐逸凡的手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日光灯没有闪。角落里没有黑影。桌上那盆被同事遗弃的绿萝也没有任何异常。诵经声不是从外界传来的,是直接从抽屉内部渗透出来的,像是木头纹理之间嵌进了某种声音的记忆,一旦被翻动就会自动释放。
    他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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