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治疗回家后，她腿上的酸胀持续了大半天，夜里翻身都酸胀。西贝用热毛巾敷了又敷。第二天，后背上几个针眼周围，泛起拳头大小的青紫，像几朵诡异的花，在苍白的皮肤上触目惊心。西贝看着心疼，但想起医生说过可能会有皮下瘀血，是正常反应，只能默默把忧虑咽回肚里。
更让西贝悬心的是，治疗后的头两三天，甘悠的精神格外萎靡，食欲也差，咳嗽似乎还频繁了些。她不敢打电话去问医生，怕显得自己大惊小怪，更怕听到不好的回答。只能更仔细地观察，更精心地准备饮食，夜里几乎不敢合眼。甘瑛嵘下班回来，看到女儿蔫蔫的样子和背上的淤青，眉头皱了皱，问：“怎么搞的？”
“医生说……是正常反应，药水吸收的问题。”西贝解释，声音里带着不确定的疲惫。
甘瑛嵘“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只是晚饭时，给甘悠碗里多夹了块红烧肉。他向来是这样，在女儿的病情上，他像个沉默的授权者，把决定权和执行权完全交给了西贝。或许他信任妻子的细致，或许他觉得女人更懂照顾孩子，也或许，他只是不擅长面对这些细碎磨人的病痛和选择。他的世界，是图纸上清晰的线条，是机器运转的规律声响，而不是人体穴位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酸胀，和妻子眼中深不见底的忧虑。
第二次、第三次……每周六的清晨，红色夏利依然准时出现在弄堂口。鲁志军成了这段艰难旅程里最稳定可靠的一部分。他车开得越发平稳，会带些新奇的糖果或一本薄薄的童话书，在甘悠因为恐惧而沉默时，讲些路上听来的趣闻，或者指着窗外某个地方，说点老上海的典故。西贝的感激与日俱增，那份“麻烦别人”的不安也越发沉重。她只能更精心地准备带去医院的物品，留意着鲁志军车里的油表，偶尔硬塞给他一点车钱或水果，又总被对方更坚决地推回来。
治疗成了规律。甘悠渐渐熟悉了那套流程：排队时的窒息等待，治疗室里消毒水的冷冽气味，玻璃针筒反射的寒光，以及每次针头刺入后，那席卷而来的、令人窒息的酸、胀、痛。她依然不哭，只是每次趴上治疗床前，会下意识地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手心。西贝能感觉到女儿身体的僵硬，她的心也跟着一次次揪紧，又在那针头拔出、女儿默默忍耐着余痛时，碎成一片片。
几个月的时间，在每周一次的奔赴和等待中滑过。西贝像最虔诚的信徒，记录着每一次治疗后的细微变化。甘悠夜里的喘息声似乎轻了些？咳嗽的频率好像低了一点？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