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她的第一层铠甲。不知从何时起，那些曾经如天书般绵软滑腻的上海话音节，开始在她的耳朵里有了形状，有了意义。她不再是课堂上那个困在玻璃罩里的聋哑人。她能听懂老师的大部分讲解，能跟上同学间飞快的、带着俚语的笑话，甚至，当她必须开口时，那些字眼也能磕磕绊绊，却异常倔强地从她嘴里蹦出来，带着一种难以消除的、硬邦邦的北方口音，像石头混进了糯米团子。这口音让她依旧特殊，却不再是弱势的标志。当有不懂事的男孩模仿她的腔调，或者嘲笑她某个用词时，她会猛地转过头，用那双黑沉沉、没什么温度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对方，不说话，就那么盯着，直到对方先讪讪地移开目光，嘴里咕哝着“凶什么凶”。渐渐地，没人再敢当面欺负这个瘦削却眼神冷硬的“山东妞”。这份硬气，不仅保护了她自己，也像一把撑开的、粗陋却结实的伞，罩住了弟妹。弟弟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抢了玻璃弹珠，是西贝一言不发地找过去，堵在教室门口，硬是盯着那个男生，直到对方不情不愿地把弹珠还回来。小妹被几个女孩排挤，躲在角落里哭，是西贝走过去，拉起她的手，对那些女孩冷冷地说：“有啥事体，寻我。” 她成了弟妹们心里沉默的、却令人安心的依靠。只是这份依靠，是用她过早挺直的脊梁和越发紧闭的嘴唇换来的。
姥姥的故去，是她心里一道永不结痂的暗伤。伤口表面被时间覆盖了厚厚的硬痂，看似愈合，内里却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溃烂、作痛。她很少梦见姥姥，一旦梦见，总是那些最清晰的片段：姥姥枯瘦如柴的手塞给她毛票，姥姥佝偻着消失在弄堂口的背影，还有信纸上那几个狰狞的“饿死”。每一次从这样的梦中惊醒，她都浑身冷汗，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喉咙发紧，仿佛又经历了一次那天的撕心裂肺。她会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枕头底下——那里用油纸仔细包着那几张早已模糊不清的毛票。触碰到那粗糙的纸感，心才能稍稍落回实处，但那尖锐的痛楚和冰冷的恨意，却像冬天的地下水，无声地渗透四肢百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