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有枪声、有收获、有短暂家庭温暖的周末——稀薄得像江南深秋清晨的雾气，太阳稍稍升高，便消散得无影无踪。父亲的工作似乎随着“□□”的浪潮越来越忙，无尽的会议、突然的出差、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常常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影。扛枪“打牙祭”的周末，变得越来越奢侈，间隔越来越长，直至像那个有着彩色玻璃窗的别墅一样，彻底成为记忆中偶然闪回的片段。母亲在单位的工作压力也似乎与日俱增，她所在的妇联要动员妇女“跃进”，要处理各种新出现的“家庭问题”，经常深夜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归来，脸色是卸下所有公共场合表情后的、深切的疲惫与一种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淡漠，仿佛回家的只是她的躯壳。家庭的日常运转，那张由无数琐碎细节编织成的、无形的、沉重的网，依然稳稳地、不容置疑地、日益熟练地罩在了西贝日渐单薄却不得不努力挺直的肩上。天不亮，往往鸡叫头遍，窗外还是一片浓稠的黑暗，只有远处工厂上工汽笛隐约的嘶鸣，她就得揉着惺忪睡眼、强迫自己从并不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轻手轻脚，先去阳台喂鸡喂兔，清理隔夜的粪便，然后冲进狭窄的厨房，对付那只笨重黑沉、每次移动都吱呀作响的煤球炉，与呛人眼泪的浓烟和时灭时燃、考验耐心的蓝色火苗斗争。等粥锅终于开始发出安全而持续的“咕嘟”声，米香混合着煤烟味弥漫开，她得赶紧灌好热水袋，塞进特别怕冷、蜷缩着的二妹的被窝，然后才轮到自己，用刺骨的自来水，胡乱抹一把脸，擦去眼屎，就算完成了清洁。接着，便是日复一日、雷打不动的“采购”任务——去合作社买菜。
这“买菜”，在1958年渐趋紧张的供应形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