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血案被质疑甚至被说成是捏造的，卫安妇被解释为商业行为，侵略一词被替换为进入或战争。
这种否认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知道事情的真相过分沉重，承认它将带来无法承受的道德和政治后果。
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是，越是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理亏的一方，在辩解时往往越激进，越情绪化。
每当东大或其他受害国家提起历史问题，樱花方面常见的反应不是反思，而是你又来了，为什么不能向前看的不耐烦，以及我们已经道过歉了的辩解。
这种反应背后，是一种希望翻篇却又知道翻不了篇的焦虑。
真正问心无愧的人不需要反复为自己辩护，而正是因为内心深处知道那笔账还没有算清，才会对任何提起历史的声音如此敏感甚至恼怒。
做了亏心事的恐惧还有一个奇特的心理变形，那就是将自己想象为受害者。
在樱花的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中，原爆受害者，东经大空袭受害，战后被北极熊扣押的俘虏等叙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些历史创伤当然是真实的，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受害意识被用来对冲，抵消甚至压倒对加害责任的反思时，就构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倒置。
很多樱花人会认为，樱花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原子弹的恐怖，战后的贫困，被占领的屈辱。
这种集体心理把樱花放在了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上，从而在无意识中逃避了作为加害者的责任。
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有时候反而会异常敏感于别人对他的不公对待，并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
在国际政治中，樱花频繁渲染东大威胁论，把东大的正常军事现代化描述成对樱花的安全威胁。
这种过度敏感背后，就是一种我们曾经对别人做过的事，别人现在也会对我们做的投射心理。
东大崛起后，樱花的焦虑更重了，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
更深层的心理因素是，一个曾经被它们侵略、蹂躏、蔑视的国家，如今正在全面超越它们。
无论是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还是文化软实力，东大都在迅速赶超。
对一个曾经的加害者而言，受害者的强大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安的事情。
这种不安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是清算恐惧，一个更强大的东大，会不会在某个时刻要求樱花彻底清算历史？
会不会提出战争赔偿？
第二是身份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