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诏狱里，死在廷杖下，死在他效忠了一辈子的皇帝手中。
消息传出，朝野震栗。
“岂有高居黄屋紫闼，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
这一句没有半个字说错，可正是这些没有错的话，要了他的命。
杨最死后的第七日，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御史杨爵。
杨爵，字伯修，陕西富平人。此人在御史台多年，以敢言著称，曾多次上疏弹劾权贵，得罪过不少人。可他从不畏惧，该说的说，该写的写，一副“死便死”的架势。
这一次，他上的是《极言时弊疏》。
秦浩然看到了那封奏疏的抄本：
“今天下大势，如人病入膏肓。
土木繁兴，岁无虚日。斋醮不绝，民力殚竭。
臣恐社稷之忧，不在边患，而在萧墙之内。”
这些话，比杨最的还直，还狠，还让人心惊肉跳。
天奉帝看了，果然大怒。
这一次，连诏狱都没进，直接命密卫将杨爵拿下，当场拷掠。
据说那些密卫校尉毫不留情，打得杨爵皮开肉绽，几度昏死过去。
然后，将其投入大牢，上了桎梏，日夜折磨。
杨爵在狱中待了多久？
秦浩然不知道。
他只知道，后来传来的消息说，杨爵死了。
死在狱中，死在无尽的折磨里。
和杨最一样，死在他效忠了一辈子的皇帝手中。
两个人，两封奏疏，两条命。
一身孤忠，赤心为国，竟落得杖毙狱死之惨。君门万里，直道难行，徒令后人扼腕。
直道难行。
这四个字，不是古人说的空话，是用血写成的教训。
七月底的一日，秦浩然在国子监讲课后，几位监生见了秦浩然便躬身行礼，口称“先生”，请教问题。
其中一个监生忽然道：“先生可闻杨最、杨爵二公之事？”
秦浩然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淡淡道：“略有耳闻。”
那监生便激动起来：“杨公忠直，为国而死，天下悲之！如今朝堂之上，竟无人敢言，岂非我辈读书人之耻？”
另一个监生也道：“先生身为皇子讲官，久侍经筵，圣眷正隆。若先生肯上一疏，直言土木斋醮之害，以先生之清望，必能感格圣心，救天下于危难！”
第三个监生更是激动，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学生等不才，愿追随先生，共上此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