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亦不宜过高，过高则府库难以承受，且恐有奸民蓄养蝗虫以牟利之弊。依在下浅见，可按鲜活与干死分等，鲜活蝗虫（蝗蝻）每斤定价一文，干死蝗虫每三斤二文，此价参照当前短工日价与粮价，应属适中。”
一名主事立刻反驳：“一文？太高了！如今旱情，粮价已涨，寻常短工一日也不过十文到二十文！
捕虫多是妇孺老弱，半日便可捕数斤，若按一文计，所得竟堪比壮劳力，长此以往，谁还愿去田里干活？且府库如今支应各项抗灾开支已捉襟见肘，哪有余钱按此价长期收购？”
另一名主事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疑问：“分等计价固然好，但如何判定鲜活？百姓交虫时，难免有以次充好，或将半死不活者充作鲜活。验收环节人手不足，极易产生纠纷与贪墨。不如统一按干死价收购，省却麻烦。”
“统一干死价，那谁还去费力捕活虫？活虫危害更大，正当鼓励捕杀于其蠕动之时！” 有人反驳。
“验收可以订立标准，比如‘肢体完整、尚能爬动’为鲜活，派专人抽查…”
“专人？哪来那么多专人？各乡各里，谁去监督？”
争论不休，各执一词，都从各自立场，钱粮负担、执行难度、激励效果、防弊出发，却难以达成共识。
秦浩然没有立刻加入争论，只是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拿出随身带来的小本子速记，安静地听着，飞快地记录着各人提出的问题、担忧和论点。
他发现，争论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几点：
价格与财政的矛盾，激励效果需要一定价格，但府县财政紧张。
价格与农本的矛盾，担心捕虫收入过高导致劳力流失。
执行与监督的矛盾，分等计价带来的验收难题和腐败风险。
统一与差异的矛盾，是否要区分不同虫情严重程度区域，实行差异价格？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需要在复杂现实中权衡取舍的管理难题。
秦浩然一边记录，一边飞快地思考。纯粹的市场定价在这里不适用，因为收购方是垄断的官府，目的是公益性的灾害防治，而非商业采购。
那么，或许应该从成本补偿，适度激励的角度来考虑？
同时，能否将收购与更广泛的以工代赈结合起来？
比如，捕虫可以折算成抗灾工分，工分不仅可以兑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