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对未知灾变的无力感，紧紧包裹着秦浩然。
摊开《尚书》，目光落在“禹谟”篇上，“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可眼下，这道理如何能化作实际行动，去应对可能到来的蝗虫？
除了生物防治（牧鸭），还有人工挖卵、药剂（如石灰、草木灰）、篝火诱杀、乃至最后的捕蝗食用…
但这些方法，在这个时代，受限于组织力、物资和认知，能落实多少？柳塘村或许能靠鸭群和提前准备稍作抵挡，那其他千千万万毫无准备的村落呢？等待他们的，是否只有饿殍遍野、流离失所？
这一夜，秦浩然辗转反侧，窗外星河黯淡，闷热无风。
次日，书院里便响起议论声。
闻声推开房门，只见几名书院斋夫正手持浆糊桶和告示，匆匆往书院门口的布告墙和几处主要廊道走去。
秦浩然快步走到最近的布告墙前，那里已经围拢了同窗，个个伸长了脖子。
一张盖着武昌府衙门大印的官告赫然在目：
《严饬各属预弭蝗蝻以保农桑事》。告示行文半文半白，但意思明确：
鉴于近月天时亢旱，恐滋蝗孽，着令湖广各府、州、县衙门，即刻起严加巡查属地河滩、湖沼、沟渠及抛荒田地，一旦发现蝗虫卵块，立即组织民夫掘土挖除，深埋或焚烧。
并令各地预备石灰、草木灰等物，以待蝗蝻出土时泼洒扑杀。要求士绅百姓一体周知，不得懈怠玩忽，违者严惩。
官府的正式预警终于来了，告示内容中规中矩，正是历代防治蝗灾的老办法：挖卵、灰杀。
官府的态度仍是“预弭”（预防消除），心存侥幸，希望能在蝗虫成灾前将其扼杀在卵和幼虫阶段。
这策略本身没错，但面对可能大范围、高密度的蝗卵，仅靠一纸公文和传统的挖、洒，其效果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围观的同窗们面色各异，居然有人不以为然地低声议论：
“年年都说防蝗，也没见真闹起来。在说了，那群穷刁民没了，我家还能在购买几千亩田地。”
许多人投去鄙夷目光，不在管他，谈论起其中的可行性：
“挖卵？说得轻巧，那得费多少人工？”
“我家那边河滩多的是，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秦浩然默默退开，心中并无多少宽慰。官府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但也仅此而已。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地方官吏的作为，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