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安全边界。”
郑国明的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陈卫东。
“海外劳务市场鱼龙混杂，部分项目与当地政治势力、非政府组织甚至情报机构盘根错节。
一个过于活跃、深入劳工群体的‘保障中心’，可能成为情报刺探、政治渗透甚至策动事端的‘高价值目标’。
自身安全风险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都需要极限评估。”
会议室静了下来，外交部的考量，将议题从单纯的民生和管理，拉入了国际政治与安全的深水区。
吴思远适时开口，看向陈卫东。
“卫东局长，从安全角度，您怎么看？”
陈卫东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提出观点。
“郑部长提到的风险是现实的。但换个角度看，缺乏组织也意味着‘失察’和‘失控’。
千万级别的海外劳工，如果长期处于权益无保障、诉求无通道的状态。
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裹挟。
一个我们主导的、规范的保障渠道，恰恰能起到‘引流’和‘预警’作用，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治理。
关键，在于这个机构的运作模式、人员构成和信息管控。”
周秉义颔首，调出一份简报，介绍道。
“安全与发展，需要统筹。我们调研了几个国家的模式。
比如欧德，其‘海外务工者服务中心’是半官方的基金会形式，与当地工会、律所合作，政府提供资金和法律支持。
其具体运作保持一定的民间色彩，降低了政治敏感性。
再比如岛韩，其‘海外同胞财团’深度嵌入外交部体系，但建立了独立的信息系统和快速反应小组。”
讲完后，周秉义转向郑国明。
“国明部长，外交部的担忧非常必要。因此，这个‘中心’的定位，绝不能是独立王国。
我建议，它不另设庞大海外实体，而是采取‘虚拟中心、实体赋能’的模式。”
众人目光聚焦过来，等待着周秉义的具体架构设计。
“具体来说，由人社部、外交部牵头，组建一个跨部委的‘海外劳务权益保障协调领导小组’。
其下设一个精干的‘联合办公室’，负责政策制定、标准统一、信息汇总和重大案件协调。
不新增派驻机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