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不到95%，说明群众基础不牢，宁可暂缓。”
“那现在呢？”吴雄飞，希望江临舟给出明确答案。
江临舟走回沙发前，但没有坐下。
“站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标准被‘异化’了。它从‘安全阀’变成了‘博弈工具’。
矿工新村88%的同意率里，真正长期居住的老职工，同意率超过95%。
拖后腿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早年搬走、现在又回来要价的‘非实际居住户’；另一类……”
江临舟刻意停顿了一下，“是等着用这个项目做交易的人。”
吴雄飞眼神一凝，“说具体点。”
江临舟坐下，详细给吴雄飞说道。
“举个例子，A小区要改造，同意率94.5%。有5户坚决不同意。
街道办去做工作，发现其中3户是某位局长的亲戚。
最后怎么解决的？
额外给这3户提高了补偿标准，签了保密协议。另外2户一看，也要求同等待遇。
项目启动了，但成本增加了8%，更重要的是——规则被突破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标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执行中的人情干扰？”
“是，也不全是。”江临舟摇头，
“95%的标准，之所以能执行这么些年，恰恰因为它‘原则上严格，操作上灵活’。”
吴雄飞沉默了片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报表：矿工新村的入户调查明细。
在“不同意原因”一栏，有人写着“补偿标准低”，有人写着“安置地点远”，还有十几户写着“需家庭内部协商”。
但最后几户的备注栏里，调查员用铅笔轻轻标注了几个小字：“张某堂弟”“汪某亲属”。
吴雄飞抬起头，“临舟，如果我把标准降到90%，矿工新村项目立刻就能启动。
那剩下的10%怎么办？强制执行？还是继续提高补偿？”
“这正是关键。降标准容易，但降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新规则来填补留下的空间？
如果没有配套机制，今天降到90%，明天就会有人要求85%，后天80%……底线会一退再退。”
吴雄飞走到窗前，看着市政府楼下的景象，忽然问道。
“临舟，你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问题很直接，带着考验的意味，江临舟没有回避。
“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