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依然不为所动，依旧坚持道。
“编制和磨合问题可以克服。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如果省局局长由地方主导任免，他的考核升迁主要系于地方。
那么当维护职工权益触及地方重要税源、影响GDP时，他还能坚持原则吗？过去有许多的教训案例。”
周秉义等的就是这句话，再度开口，语调依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加重了分量。
“说到案例教训，振国主任，我们最近都高度关注一个典型案例——汉东省京州能源事件。”
会议室空气骤然一凝，三方随身记录员笔都是一顿。周秉义略微停顿，继续道。
“京州能源一家央企三级子公司，因为经营困境引发大规模职工上访，震动地方。
而追根溯源，其困境与数年前一笔高达四十七亿元的煤矿资产收购案有关。
这里是否存在决策失误、甚至其他问题，目前正受到广泛关注。”
周部长没有用“腐败”“违规”等定性词，但“四十七亿”这个数字和“广泛关注”这个表述，在此刻的语境下，比任何指控都更有力量。
“这个案例，恰恰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现有的、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监管体系，为何未能及早预警和阻止可能存在的问题？
当问题最终在地方爆发、由地方承受压力时，地方却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权力进行前置干预和有效监督。
这难道不是一种权责不对等吗？”
张振国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
他当然知道“四十七亿事件”，即便目前仅是调查初期，逻辑链条尚未完全坐实。
但在这个层面的博弈桌上，事件的“存在”与“逻辑可能性”本身，就是一枚沉重的筹码。
它直接削弱了国资委坚持“现有垂直体系足够有效”的立场。
吴思远顺势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忧虑道。
“正是基于这类案例引发的反思，以及近期多个省份的强烈呼声，我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制衡。
完全将机构下放给地方，固然不妥；但维持过强的垂直，也可能忽略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和主动性。
中组部提出的方案：机构作为省国资委内设局，局长高配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国资委总局指导。”
“这等于放弃了人事任免核心权！业务指导太虚弱了！”张振国试图做最后抵抗。
这时，周秉义出示了一份，让张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