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侍郎重新摊开地形图——在前面标注了“常规粮道”和“缓行补给线可支撑的集结速度”。他用手比了比距离之后，说了一句话：够。龟兹的驻军本身有一个半月的存粮底子补一程足够。
杜荷站在门口袖手静观，没有插话。他听见的不是结论。是一种决策模式——太子没有先参考任何人。太子也没有回避粮道中卡着赵国公的暗账。他把账从可用总量里剥离，再用替代路径补上。他没追账——追账是清核的事。他只认透明调度。他在这短短一截偏殿的地砖上把一个决定做完了。
李世民坐在后面的软榻上。他没有看地图。没有看核算表。没有看任何一份文件。他只是在看儿子的背影。李治穿着长孙皇后的旧袍站在偏殿正中的那张大椅旁边——把他自己从母后身上穿来的柔软和从父皇身上看来的对粮道的直觉揉在了一起。在那三步灰线的尽头，李世民的眼眶有一瞬间泛红了。他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但他把放在膝盖上的手从按压的姿势松开了——五指缓缓张开放平。他在放松。
“继续。”
议事进入第二项——西突厥威胁的外交应对与商路调整。张侍郎手下的一个年轻参谋提出可以把西域商队暂时改道走疏勒方向，绕开天山北麓。这个方案在地图上看起来很美，但狄仁杰在东宫的席位上轻轻翻了一下自己面前那叠带有“度支格式标注”的商队数据——然后举手。
李治看到他在举手。偏殿里级别最低的与会者是大理寺末席录事出身的人——但他举手是东宫书吏。太子点了他的名。
“仁杰。你有看法？”
“改道疏勒在军务地图上行得通。但在商税数据里讲不通。天山北麓被劫的商队中，长安出发的波斯方向商队所载货物多为丝绸和瓷器——这类货物在经过龟兹时已经换了通关文牒，按现行过境税制度，劫案的过境税会落在西域各城镇账面上的核销项中。改道疏勒虽然可以缓解短期的军事压力，但这条新建路径上的商税核销格式与天山北麓沿线所用的‘安西税册’在数据对接中存在格式壁垒，商队改道之后三到四个月的核销滞后期足以让商税直报系统在不同区域的月度汇总中出现大范围的数据断裂——而这种断裂将来在太府寺的清核中会被认定为跨区域系统误差而非单一市场波动。它导致的清核后调整比一次军事冲突更难收尾。”
狄仁杰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