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我过去几天游山玩水、不务正业的做派终于让和修吉时的涵养崩开了线。所以当我难得套上白大褂、人模狗样地跟在交流团尾巴后面慢悠悠晃进总部大楼时，早早听到风声的CCG研究员们就像闻到腐肉的鬣狗，从各个角落扑了出来。
“诺亚博士！这边请——”
“我们准备了专门的会议室，有几个积压已久的问题想向您请教——”
“您发表在《欧洲细胞学年鉴》上的那篇文章，我们整个研究组讨论了三周——”
五六个人连劝带架，把我脚不沾地地“请”进了一间能容纳百人的会议室。门被推开时发出沉重的闷响，室内浑浊的空调气味扑面而来。再一回头，话筒已经杵到了我的脸上。
台下乌泱泱坐满了人，从刚入行的年轻助手到头发花白的学科元老，惨白的灯光将脸色照得发青，每一双眼睛都盯着我，像是要扒掉我的皮，非得从脑子里榨出些什么惊天秘密似的。
这阵仗可真够隆重的，比我去年在欧洲喰种研究学会做报告时还夸张。CCG的负责人还担心我的日语不够用，贴心地配备了同声传译的设备，我调整了几下麦克风，清了清嗓子。
“那我们开始吧。”
我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了正题。能讲的东西很多，从RC细胞亚型的最新分类学发现，到可能决定赫包类型的基因位点。数据、图表、模型，投影幕布上的内容飞快切换，每一页幻灯片都塞满了信息。我的语速很快，德文经由耳麦变成日语，在研究员们的耳朵里形成一道密集的信息洪流。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停下来喝了口水。扫视台下时，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上了一种介于茫然和焦虑之间的表情。
年轻人眉头紧锁，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缘，年长些的研究员们有的摘下眼镜用力揉着眉心，盯着自己速记本上鬼画符一样的字迹发呆。
“有问题吗？”我问。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性怯生生地举起了手。“非常抱歉，您刚才阐述的关于调控因子相互作用的反馈机制……我、我跟不上您的推导过程。尤其是从图三到图四的跃迁，中间似乎省略了很多关键步骤。”
旁边一个中年女研究员也苦笑着附和：“信息密度太高，感觉大脑都要爆炸了。诺亚博士，您能不能稍微放慢一点速度？比如把每个部分之间的逻辑衔接再展开一些？”
我挠了挠头，这个动作常被学生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