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被刨开的地方，露出了一样东西——白色的，光滑的，像骨头一样的东西。不是骨头，是更薄、更脆、更像纸的东西。一张画。一张被埋在树根下面的、卷起来的画。
那个男人把画从泥土里抽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动作温柔得像在抱一个婴儿。
方永安看到了那张画。
画上是一个女人。年轻的女人，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站在一棵歪脖子树旁边，脸上带着微笑。那微笑不是画上去的，是被捕捉到的、真实的、有温度的、活着的人的微笑。
那个男人抱着那张画，眼泪从那双黑洞一样的眼睛里流了出来，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滴在画上，滴在那个女人的微笑上。
“我找到你了。”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我找到你了。我没有忘记你。我没有吃那个药。我记得你。我记得你——”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像一台电池快要耗尽的录音机，最后只剩下嘴唇在动，没有声音了。
然后他不动了。
他的身体还维持着抱着画的姿势，但他的眼睛闭上了。不是睡着了，不是晕过去了，是——空了。像一间被搬空了所有家具的房间，什么都没有了。
方永安蹲下来，伸手探了探那个男人的鼻息。
没有呼吸。
他死了。
但他的手还紧紧地抱着那张画，十根手指交叠在一起，指节泛白，掰都掰不开。
方永安蹲在那个男人的尸体旁边，看着那张画上的女人，看着那个微笑，看着那个男人流在画上的眼泪正在慢慢渗进纸里，变成画的一部分。
他想起了主任办公室里那张照片上站在边缘的人影，想起了渝希和那个人影一模一样的轮廓，想起了树干上那个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字迹。
他想起了一件事。
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小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记忆。
他很小的时候，在道观里，有一天在墙上刻过自己的名字。不是桃木剑，是墙上。师父罚他面壁思过，他在墙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刻完之后觉得不好看，想刮掉，但师父进来了，他没有来得及。
后来那面墙被刷了一层白灰，名字被盖住了。
但名字还在。
在白色的墙灰下面，在砖头和水泥的缝隙里，在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那个歪歪扭扭的“方永安”还在。
方永安站起来，转过身，看着院子里那些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