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轧钢厂的广播里，雄壮的《社会主义好》刚起了每个音符的头，就跟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似的。偌大的厂区“轰”的一声活了过来，几千号穿蓝色工装的工人从车间里涌出，乌压压地往大门口涌，那股子下班的躁动劲儿压都压不住。
但在后勤处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气氛却像是被浆糊糊住了一样，黏糊糊的。
这里不比车间，没那股子汗臭和机油味。有的只是常年沉积文件发酵出的陈旧纸张味儿，还混着茶杯里那点早就没了颜色的高碎末子味儿。
几个老油条干事正磨磨蹭蹭地收拾着东西，手底下假忙活，眼神却一个个跟拴了绳因为贪婪的狗似的，有意无意地往角落里那个新添置的办公桌上瞟。
那里坐着陈宇。
也就是最近刚凭一己之力把前厂长杨大民拉下马的那位“烈士遗孤”。
他穿着那身稍微有点不合身、但布料笔挺的新中山装，正慢条斯理地把玩着手里的一把黄铜钥匙。那是三号仓库的钥匙，从今往后，那就是他的独立王国。
“咳咳。”
后勤处的孙科长，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的中年人，这时假模假式地夹起公文包，清了清嗓子。
在这厂里混了几十年，孙科长深知“新官上任”的规矩。虽然这小子是个刺头，但毕竟是刚来的，作为老资格，怎么也得敲打敲打，立立规矩，或者说，试探试探深浅。
“那个……小陈啊。”
孙科长拿腔拿调地拖着长音，一只手搭在陈宇的桌角上，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长辈架势：
“虽然你是李厂长亲自安排进来的，这点大伙儿都知道。但这后勤的工作，看着清闲，里头的水可深着呢。特别是仓库那边，账目得细，咱们这规矩……”
“孙科长。”
陈宇没等他说完那个“大”字，就直接站了起来。
他这一站，动作不大，甚至可以说很轻。但随着他起身的动作，桌子上随手放着的一个东西，像是长了眼似的，“啪”地一声，很是随意地滑到了孙科长的手边。
红色的。
软壳的。
上面印着那时候普通老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只在画报上瞅过的金得耀眼的华表图案。
中华。
还是软中华。
在这个连两毛钱的大前门都要凭票供应、普通工人还卷着大葱味儿旱烟叶子的五九年，这一包软中华，那就是身份，就是特权，就是那个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