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推行原本还算顺畅，关中连着两年丰收，渭水两岸的麦田一望无际。麦穗正灌浆，风一过，沉甸甸的麦浪便一层赶着一层，往天边滚去。可丰收带来的，不止是粮仓里的粟米，还有人。
从去年秋天起，武德年间逃去山南道、淮南道的百姓，听说关中这边不仅分了地，租庸调还减半，便又拖家带口，牵着牛赶着羊，沿着官道举家北归。官道上，满是北上的移民。
人回来了，可地没了。
均田令规定每户授田，是按当时在籍的人丁算的。回迁的人一多，地就不够分了。河南道汴州、宋州最先告急，原定每户二十亩配十亩桑田，如今连十五亩都分不齐。张文恭在河南道督办丈量，把实情写成奏疏报了回来。房玄龄把这份奏疏在政事堂的案上摊了好几天，谁看谁皱眉。
任东把奏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张文恭的字比以前更稳了，写到数字时，笔画明显比其他字要重。他写得极细：汴州回迁多少户、新增多少丁、现有多少田、缺口多少亩，每一项后面都清清楚楚注着出处。奏疏末尾，他加了一句话：“地不够分，不是地少了，是人多了。人多了，地还是那些地。均田令没变，但它只管分，不管地能打多少粮。”
任东看完，将奏疏折好，放在案角。他铺开一张白纸，提笔写了一行字：“地不够分，就把地种好。一亩地若能打出两亩地的粮，三十亩也就够用了。”
他把纸递给房玄龄。房玄龄接过看了一眼，将纸放在桌上。“怎么种？”
“犁铧。”任东说，“关中用的犁铧，还是前隋的老样子。长直辕，铁铧吃土浅，翻不深。深耕才能增产，根扎得深，麦秆才壮，穗子才沉。深耕靠什么？靠犁铧。得让犁铧能啃得动硬土，不能只在地皮上划一道印子。”
他站起身，走到值房门口。五月长安的天已经热起来了，槐树上的知了猛地叫了一声，又长又亮。他推开门，一股穿堂风灌进来，将案上的纸吹得哗哗响。“去工部坊市看看。”
工部坊市在长安城东南角，是朝廷工匠做活的地方。坊门朝南开，门口立着块石碑，刻着“工部坊市”四个隶书，蚕头燕尾。一进坊门，街道两旁全是一间挨一间的作坊，打铁的、制弓的、造车的、鞣皮的，各自挂着写了名号的木牌。风箱声、锤击声、锯木声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和木屑混杂的气味，微微有些呛人。
任东在那间最大、烟火最浓的铁匠铺前停住了脚。门口挂着的木牌上，写着一个名字——王老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