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从任东画的那条横线开始的。
那天上午，任东在纸上画了一条线，线上标了五个点：审前、初审、复核、再复核、审后。房玄龄把这条线抄在一张藤纸上，在“审后”旁边添了一行小字：“死刑五复奏。行刑前两日一复奏，行刑前一日再复奏，行刑当日三复奏。三次复奏，陛下三次勾决。”
这张纸在政事堂里传了一圈。有人接过来看两眼就签了名，有人看半天不落笔，有人看完递给旁边的人，自己坐在那里不说话。但名字签了，不代表没有话要说。
大理寺卿先开了口。他把藤纸放在面前的几案上，没有推回去，也没有递出去，就那么搁着。几案上的茶是早上沏的，到现在已经凉透了，碗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茶沫子。
大理寺卿的声音不高，说得也慢，每个字都像是琢磨过的。他说：“五复奏，行刑前三次复奏，三次勾决。从大理寺判到行刑，少说要拖出去大半个月。犯人关在死牢里等着砍头，他等得起，大理寺等得起，案子等不起。大理寺每年经手的死刑案有几十桩，每桩都这么三复奏，案子就堆起来了。案子堆起来，别的事就干不了。”他顿了顿，把手放在膝盖上，又说：“况且，大理寺判了就是判了。让陛下批三次——大理寺判的时候没想清楚吗？刑部复核的时候没想清楚吗？陛下勾决的时候没想清楚吗？三次，是让所有人把同一件事想三遍。如果想的都是同一件事，三遍和一遍，差在哪儿？”
刑部尚书坐在大理寺卿旁边，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矮几。矮几上的茶也凉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头上扎了一下，又放回去。他在刑部干了十几年，经手的死刑案卷摞起来能顶到房梁上。他说：“五复奏，说的是慎刑。慎刑不是拖。拖得越久，犯人在死牢里越难熬。等二十天再砍头，那二十天里他怎么过？等着死，有时候比死还难受。”他把传阅的藤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又拿起来翻到背面看了看，什么都没写，又放下了。
房玄龄站起来，把那张藤纸重新铺在桌上。纸上已经签了好几个名字——他自己的，杜如晦的，魏徵的，长孙无忌的。墨迹有深有浅，字迹有大有小，长孙无忌的签名潦草得几乎看不出是什么字。房玄龄把手掌按在纸面上，纸在掌下摊平了，边角翘起来的地方被他的手指一一压住。
“积压不是慎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