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义说了。
刘老根听完，没有问为什么，没有说挽留的话。他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粗布包。布是自家织的，线粗，疙瘩多，颜色是染坏了的灰蓝色。布包着东西，系了一个结。那个结系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庄稼人的手——手指粗，系不出好看的结，但系得很紧。
他把布包递给赵明义。“给先生。路上吃。”
赵明义接过来。布包硌手，里面硬硬的，一颗一颗的。枣子。晒干了的枣子。当天下午，刘老根带着村里十几个人往魏州城走。十几里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时辰。到城门口的时候，夕阳正照在衙门口的石碑上，把“分地之规”四个字染成了金色。他们没有进去，就站在城门口等着。刘老根站在最前面，背比去年更驼了。他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短褐，脚上是一双草鞋，脚趾头露在外面。他的手在衣襟上反复擦着，擦得掌心的老茧都发亮了。
任东是傍晚出来的。
他骑着一匹老马，马背上驮着几卷书和几件衣裳。张文恭跟在后面，也骑着一匹马，马背上驮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包袱最底层压着那本分地册子的抄本，三百多页，每页二十个名字。李世民走在最前面，三百亲卫已经在城外列队了。
刘老根看见任东，往前走了一步。然后站住了。他把手伸进怀里，掏出那包枣子——赵明义已经给他了——双手捧着，捧到任东面前。“先生。路上吃。”
任东接过布包。布包上还有刘老根怀里的温度，枣子在粗布里硌着手心，硬硬的。他把布包揣进怀里，在胸口的地方，羊皮袄的内袋。揣好了，用手按了按。
他没有说“谢谢”。刘老根也没有等他说话。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汉，往后退了一步，跪下去，给任东磕了一个头。不是跪李世民时的那种跪法——那种是双膝着地，额头点地，规规矩矩的。他这一跪，是单膝着地，像军中行礼那样。膝盖在城门口的石板上碰出一声闷响。磕完，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过身，带着村里人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嘴张了张。隔着十几步远，他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但任东听清了。他说的是——“先生，俺家的枣树明年还结。结了我给你留着。”
任东骑在马上，没有回头。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