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七个，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穿什么的都有——青袍、灰袍、半旧的褐衣，还有一个穿着短打的粗布衣裳，像是刚从地里回来的。任东坐在帐篷门口，看着杜如晦一个一个地介绍。魏州的张文恭他已经认识了，剩下的六个里，有三个是河北本地的寒门子弟，两个是从关中来的游学书生，还有一个是洛阳人，在战乱中丢了家业，流落到河北，靠给人写信度日。
“先生，这些人你先用着。”杜如晦说，“能写会算，基本的底子都有。你先带着，等他们上手了，再分派到各地去。”
任东看了那七个人一眼。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紧张，有的好奇，有的故作镇定。但眼睛里都有同一种东西：期待。不是对任东的期待，是对“有事可做”的期待。乱世里读书人最怕的不是穷，是无用。书读了一肚子，没地方用，比饿肚子还难受。
“都坐吧。”任东指了指空地上的几个马扎和木墩，“茶不多，一人一碗，别嫌弃。”
张文恭帮着倒茶。七个人坐下来，有的端着茶碗喝了一口，有的没喝，放在膝盖上，等着任东开口。
“杜先生说你们能写会算。”任东说，“那我们先试一下。我这里有几件事需要人做，你们自己选，觉得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从帐篷里拿出一叠纸，上面是房玄龄走之前留下的工作清单。粮价监控需要人，分地核查需要人，铸钱记账需要人，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需要人。他把清单念了一遍，让七个人自己挑。
一个三十出头的关中人举手：“先生，我算学还行，能不能做铸钱记账？”
“叫什么名字？”
“陈三畏。京兆人。”
“做过账吗？”
“在长安的时候，给一家布庄管过两年账房。”
任东点了点头，在清单上记了一笔。又有人举手说自己能做分地核查，有人说自己能汇总数据，有人说自己想去下面跑腿。七个人各自挑了活，只剩下一个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褐衣，从坐下来就没说过话，一直低着头喝茶。
“你呢？”任东问他。
“在下赵明义，魏州人。”他抬起头，脸上有风霜的痕迹，手指关节粗大，像是干过农活的，“先生，我什么都能干，但什么都不是最好的。算学不如陈先生，写字不如张先生，跑腿不如年轻人。但有一件事我能做——我不怕得罪人。”
任东